发的塞上诸侯、草原群藩纷争仲裁调和，收拾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其间，他铁腕罢黜、拆分了数家趁乱谋利的势力，压下四方躁动，才勉强抚平北庭的纷乱，更顺带促成丝路再度畅通，捎回诸多域外馈赠与商路利好。

正当他摆脱繁杂庶务，打点行囊预备归朝之际，朝廷的批复与改任状同步抵达——并非召他回洛都复命，而是令他即刻奔赴安西都护府治所，与副都护杨袭古联审要案：世袭康居都督、遵义公康承义及其家族藩属，暗中豢养妖邪、罗织会党、阴蓄死士、谋逆作乱的重罪。此案牵连之广、棘手之甚，远超北庭诸事：康承义身兼前廷内臣、岭西诸侯、羁縻番君、先皇外戚多重身份，更与西国大夏渊源深厚，牵一发而动全身。

更棘手的是其罪刑界定的尺度：在蒙池、大宛等河中列国境内，康氏之举触怒宗藩法度，属逆乱之罪；在安西都护府直领州县，便是实打实的谋逆重犯，上下限的拿捏间，藏着朝堂各方的利益算计。身为朝廷钦命大使，高景之成了安西北庭与中枢往来交涉的唯一纽带，实则被变相困于安西境内，沦为传递消息、往返斡旋的人形传声筒。历经洛都朝堂数次争执不下、反复驳回重议的拉扯，终得最终判令：罢黜康氏本家所有封领，追夺其出身以来文字，罪首康承义勒令就地自裁，其余家眷族人尽数押赴洛都，听候发落。

待高景之携成车的案宗、押解人犯，风尘仆仆抵达西京/长安时，距他当初领命出使，已然过去了两年半有余。这两年多的奔波劳碌，于他而言，不过是宣徽院虚衔之下，又一场身不由己的朝堂差遣，亦是大唐中枢与边藩权力拉扯的缩影只是，未等他将这两年半旅途奔波、风霜浸染的身心调养妥当，也未及伺机兑现当初暂退朝堂竞争、出使万里，所应得的政治承诺与变相补偿，一道突如而至的全新差遣，便携着暂代宣徽院南院使的头衔，骤然砸在了他的身上。

此番出面召见他的，是集贤殿大学士、封扶风县开国侯、门下右仆射韦保衡——此人出身“城南韦杜，离天三尺”的杜陵韦氏大支，乃大韦氏一脉当主，探花郎及第，更兼具先帝驸马的尊贵身份。韦保衡亲手将符宝印信交付高景之，同时直言不讳地交底：此次遣他前往东海，一则为册封新主，完成朝廷的正式册命；二则需用尽一切手段，探明那位年轻君上的所欲所求，说白了，便是摸清需付出何等条件与代价，方能平息京兆本家探问使，所惹下的诸多是非，稳住朝廷中枢与东海公室的宗藩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