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上下的传统势力，或是沿袭成惯性的旧有官僚体系，无法阻止和公开对抗的既成事实。同样在新君登基之后，得到大力推进的，还有东南沿海的市舶使，和西域、边塞多处的互易场。

因为，在这些新兴的生意中，已经造就了一批潜在的既得利益群体；还同样变相巩固了，朝廷在西北延边地区的统治和控制力。商路往来的发达，还变相反哺到当地的驻军，减少朝廷维持的潜在成本。

还有在天下各处望要、名城大邑，推广官办学校和病坊（医院）制度；乃至开设定期的制科试，选拔医科学生；虽然导致的争议不小，但都没人敢于公开否定这种，救护黎庶、弘扬教化的政治正确性。

所能够入手劝阻和谏言的，也不过是由此产生的各种潜在靡费，对国朝财计所造成的亏空和额外支出的压力。因此，当这种声音出现在邸闻上，反而最着急的，是那些预定地方的官员和士民父老代表了。

毕竟，就算是显贵、官宦和豪富，甚至士族之家，也不能确保自己不会生病，更期待能够得到就近的医疗资源，及时的救治。而长安病坊的成功范例和名声在外，也足以让大多数人忽略和无视其中风险。

因此，只要稍加以推波助澜，就有一大堆来自地方的联名上书，如同雪片一般的压倒了朝堂之中的质疑之声。再加上新君宣布将从内孥出钱，地方官府安排场地，并接受地方的捐赠，很快就已初见成效。

相比之下，普及官办学校则只是附带的产物；之前，高宗、太宗时代，就已经在各地推广官学。但是李弘所推行的略有不同，属于文字、书法、数算的启蒙，投入极少，也只占几个学官名额和教师料钱。

同样取得较大进度的，还有以宣慰之名派出众多的使者，清查各地军府/府兵现状的工作。在军府相对集中的关内/京畿道、河南/都亟道，已基本完成了初步统计，以及用以充当对照的多轮暗中数据收集。

但除了这些投入少而见效快的部分项目之外，新君想要在其他方面推动的革新尝试，就不免明显阻力重重，乃至是难以推动了。比如，新君李弘在还是太子时，就想要改变的转输法，只推行了小部分。

剩下的大部分进程，则是因为牵涉到太多，既得利益的群体和现有的当权阶层。毕竟，他还没能成为开元天子那样，身负天下之望的莫大权威和足以独断专行的朝堂控制力。所以只能妥协暂缓徐图之。

同样受到巨大阻力的，还有推广官办的飞钱生意，并且形成全国性汇兑体系/网络的上书。因为，这其中牵涉到诸多权门显贵，乃至皇族宗室、外戚勋贵门下，抵店、坊柜和质铺的生意，典型与民争利。

因此，新君也只能退而求其次；私下以内臣经营皇产的名义，继续沿用和扩张，东宫时期就铺下的飞钱联庄/兑换网络；在原本投献东宫的商人配合下，潜移默化的将这些抗拒变化之辈，挤走和取代之。

在东宫时期赚钱的生意虽然很多，各种进项也不少，但若换位到了执领天下的皇帝之位，就远远不够用了。事实上，高宗的连年兴兵两征吐蕃，平定新罗，再加上大兴土木的营造宫室；国库早已空虚。

而作为天子所掌握的内藏诸库，虽然还有不少内孥；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高宗时代攒下来的，也早就内定被用在太上皇养老所需的；非不得已不能轻易动用的。地方民力疲敝，也不堪更多压榨驱使。

但不管做什么都需要钱，开启新政和革除旧弊，同样也要额外的支出；因此，最好的办法和选择，就是慢慢的消减冗费（节流）同时，更多开辟新的财源和进项。所以，江畋给李弘画了一个大大的饼。

在东海海外的倭国列岛上，有着因为频繁的地震，而形成的金银矿脉，乃至是铜山；等着人去采掘和开发。在实际成熟的时候，可以将其抛出来；作为国家发行债券的质押和担保，然后众筹跨海远征。

不过，这都是将来较为遥远的事情了。新君李弘登基之后的两月间，为了增广皇嗣的需要，也是为了安抚臣下之意；又新纳了两名妃子。一个是出身贝州房氏，已故仓部侍郎房玄基的孙女，封房婕妤。

而这位部侍郎房玄基，正式贞观名相房玄龄的堂弟。另一位，而是前朝勋臣/将门出身，已故朝散大夫、卫尉寺丞王玄策的孙女；因为家门破落而双亲早亡，从小就寄养在族伯王及善的家里，封王才人。

而王及善也是曾经的东宫左奉裕率，后提拔为右千牛卫将军。因此养育之故，转任成为卫尉卿。这两位妃子，既没有太过强势的娘家，也与旧日勋臣、元老家族，保持了一定的联系和变相的释放善意。

甚至对依附在天后身边的武氏宗亲，新君也一个未动；反而在登基之后，顺带提携了，在东宫服事的武攸绪，武平一等人。其中武攸绪以千牛备身，升任左千牛卫中郎将，右谕德武平一迁为祠部郎中。

当然了，不出意料的话，这两位出身武氏的宗亲子弟，早已是太子李弘的（自己人）形状了；或者说，他们所做出的选择，本身就是武氏一门，转移和分摊政治投机的风险，保全家门宗嗣的后路所在。

而继续临朝听政的天后，则变成了某种程度上，在野党领袖的角色；而在身边重新聚集起，好几股政治色彩分明的势力来。在已经退养的太上皇隐隐支持下，等于当初与监国太子的相持颠倒过来而已。

光目前已知的武后一党，就有中书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