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怎么去看待历史传承的儒家精神？

怎么和知识分子打交道？

怎么去实现文人政治的理想？

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真儒”这个“道德自觉的主体”无论臣子和君王都做不到。

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徽宗亲政。

于是乎，便出现了很诡异的局面。

君臣关系之间，就派生出另外的一股势力——宦官集团。

比如早期的蔡京和童贯。

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的遗留到了明朝，而且在明朝愈演愈烈。

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文人政治在宋明两朝如此这般？

明朝且无本书无关，在下姑且壮了胆子说这宋。

第一， 文官权力过大，且知兵者甚少，科举选仕且以诗赋词章。

如此倒是一个婉约，但这样选出来的官员，也只能沉迷于死记硬背的书经字句，而没什么实践能力。

但是，总不能打仗的时候让那些文臣做些诗词歌赋。凭借文字间那优美的意境，精湛的文写造诣就着纯正的洛阳书音去感化那帮蛮夷退兵？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况且，既然你都说他们是蛮夷了，就不能再天真的认为他们能听懂你的语言。

国家间，唯一能听懂的语言就是一个字“疼”。

外交部再能侃，再能出口成章，说出个花来，也不济身后强大的军队一个字“整”！

这百无一用“诗赋词章”骗一下没见过世面的小娇娘，忽悠一下文青皇帝还成，让那帮文臣能形成大局观或是成为“真儒”？

我觉得，那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能做到知法不犯法就已然不错了。

关键是这帮文人还一个个谁都不服谁，谁看谁都不顺眼。

这原因么？有三，这“文人相轻”且算是一条吧。

其二便是这“自命清高”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

然，这“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意，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之言，且不是让你高高在上，只为彰显你的脱凡超俗的。然，可悲的是，这圣人言，往往成为这些个文人一个极具个性的标志。

于是乎，这帮不务正业的大臣们整天的斗来斗去的不得一个消停。

其三，便是这科举选官。

考生为仕而试。

于是乎，文人士大夫所读之书，皆场屋之书；所习之术，皆求官之术。

而所谓圣人之言、先王之政，也就成了一个幌子，常挂在嘴边，却再无人深究也。

是为“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尽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

这样选出来的官，你去指望他们 “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倒是能让你想瞎了心去。

北宋朝廷也曾想去改变这种情况，介甫先生的熙宁变革确实是做了不少有用的改进。

《续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有载：“庚申，复《春秋三传》明经取士。王安石初欲释《春秋》以行世，而孙觉经解已出，自知不能复出其右，遂诋圣经，至目为“断烂朝报”，故贡举不以取士。杨绘尝言当复，安石不许，至是帝特命复之。”

这里说的是：王安石要废除“诗赋词章”《春秋三传》取士的旧制，且在文官取士中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增加“法科”“射礼”科目，设立武学“掌以弓马武艺训诱学者”。进而使其知法、知兵。

然，也是事与愿违。因为这两项基本上都不能实施。

一则这“崇文抑武”祖制不可违。

让文人习武？倒是百年形成的鄙视链，一时间难以消除。至少，在这自命清高的文人心中，是打心里都难以接受的。

二则，这样改动选官的规则基本是抄了北宋整个士绅集团，乃至整个儒家学派的后路。

如此，再加上一个放着裁判不当却乐于当运动员的皇帝，再加上一帮后宫的奶奶、妈妈一同的掺合，其结果也是个可想而知。

不过这也不能全怪皇帝。

任何一场改革首先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但人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大的惯性的，而且这种惯性的能量巨大，如不动用强大的力量去强行推开，或者是外部力量被动的去改变这种思维方式。改革？基本上也就是个痴人说梦。

究其原因也很简单，既得利益者不肯放弃。

古代如此，现在亦是如是。

“崇文抑武”只是一点，但是，却造就了大量不知兵、不知法、不知大局观、崇尚私德律己的人员充斥文官集团，再者，犯了错且也不能杀，倒是让这些文官有恃无恐。

反正你也奈何不了我，只要不死不了，所有的一切都是皮外伤！养好了伤，再卷土重来！

不过，做什么事都不用负责任这事本身很扯。

即便是一极其善良的人，放在这样优渥的条件下，做出些个丧心病狂的事，你也不能全怪了他。

事实证明，仅靠道德去约束人的行为基本就是扯淡，更不要说私德了。

别的不说，且看看现在我们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人群，小区门洞里的电动车吧。

你跟他说这样做很危险，但是，火没有烧到身上，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感受不到痛。

你所谓的危险，在他们看来也就是妨害了他们自行其是的多管闲事，或者是我先占了地方，让你没法停车而因妒生出来的恨而已。

于是乎，在这种环境下，文官集团逐渐做大且是党争不断，拉帮结派。这就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官员遴选的根基被逐渐的蚕食，执政的根基被破坏。

朝令夕改，国家政策、法制都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或者压根就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