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认为通过安置人工器官、使用导尿管，就能保证他轻松自在地生活了。

于是他们俩变成了好朋友。整个早晨医生都会给甘特治病。诊疗室里充满了狡黠的笑声，而外面的候诊室里坐着身患淋巴结核病的山民，他们正目光呆滞地阅读《生活》杂志。等他的按摩师结束工作以后，甘特便会舒舒服服、性感地伸展四肢躺在台子上，继续欣赏医生讲述的有关轻浮女人的神秘故事，或者听他讲一些摘自假冒科学杂志的花边新闻。这种东西医生满腹都是。

“你是说，”他渴望地问，“僧侣们都向大主教请愿了？”

“没错，”医生说，“他们在炎热的天气里熬不住了。他在请愿书上批了‘准’字。这是文件的照片。”他打开书，用干枯洁净的手指翻开书让他看。

“我的天哪！”甘特边说边瞪着眼睛，感到难以置信，“我猜那些热带国家情况很糟吧。”

他舔了舔拇指，不怀好意地微笑着。比如说，已故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就是一个例子。

21

甘特生病的头几年中，他虽然精力大不如从前，但是身体并没有完全受损。在医生的治疗下，他起先过了一段平静、舒服的日子，本人甚至自以为没事了。有时候他一夜之间就变成不断哀鸣的老头，一连好几天慵懒地躺在床上，全身酸软无力，就像瘫痪了一样。这些表现往往会在他狂饮之后出现。但是这几年小城的酒吧早就关闭了，因为他们这个小城是全国最早投票行使“地方选择权”决定禁酒的。

甘特本人倒一本正经地投了一张禁酒票。尤金想起多年前的那个日子，他和父亲满怀豪情一起去投票。那些积极宣传禁酒令的人们事先商量好在衣襟上挂一块白绸布表明自己的立场。白色象征着纯净。那些拥护继续卖酒的顽固分子则佩戴着红色的绸布标记。

在当地新教教会的大吹大擂下，将功赎罪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一群训练有素的禁酒者朝向投票地进发了。而那些公然反抗家规、神谕的卖酒分子——这群人的数量，唉，真少得可怜——居然也像勇敢、狂妄、视死如归的勇士，敢于面对强敌，以虽败犹荣的精神上阵迎敌。

这伙人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的事业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他们只知道反对神职专制——山村最有破坏性的力量。从来没有人要求他们争取自由；他们个个土里土气、满口臭味、固执地拥护那些眼睛充血、鼻子通红、口袋里空空如也的酒鬼。所以，他们的头发里夹带着葡萄藤叶，呼吸里散发着浓重的大黑麦酒味，嘴角流露着从容就义的微笑。

他们快要到投票所的时候，会像被围困的武士一样，环顾左右，寻找被敌人围攻的伙伴。城里那些信仰宗教的妇女们就像女猎手，俯身向那群从主日学校里来的、急不可耐的孩子们发出号令。这些孩子全部身穿白衣，手里紧握小国旗，就像任何被人指使盲目高喊口号、参加运动的小孩一样——他们一个个尖叫着，像饿狼似的冲向他们心目中的格列佛。

“那儿还有一个，孩子们，快去斗他。”

他们像精灵一样手舞足蹈地把那个人团团围住，粗野、尖声怪气地高唱起来：

我们是慈母养育的小宝贝，

明天的男女主人。

只因你一时空买醉，

我们一生把罪受？

想想姐妹妻子和母亲，

无助的婴孩陋巷哭，

切莫太自私，还须顾别人，

投票反对酒精怪！

尤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抬起头看了看甘特胸前佩戴的白绸布，脸上露出腼腆的自豪感来。他俩喜滋滋地经过那些倒霉的酒鬼。那群天真的宝贝们将他们围困在中间，酒鬼们脸上都带着微笑，恶狠狠地看了一眼。要是他们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把他们的屁股打烂才行，他们心里暗想着。

走到仓库波浪状的铁皮墙边时，甘特暂停了一会儿，以便接受第一浸信教会妇女团体的热烈祝贺。这班人包括：塔金顿太大、斯路德夫人、C.M.麦克唐奈夫人，以及W.H.彭特兰夫人。最后这一位（小名叫佩特）涂着厚厚的脂粉，身穿灰色长丝裙，不时发出沙沙的声响。她透过胸前硬邦邦的鲸骨衣领露出优雅、轻蔑的笑容。她对甘特一向怀有好感。

“威尔呢？”他问。

“他呀，宁愿给酿酒公司送钱去，也不愿意到这里为上帝效劳，”她用基督教徒的口吻埋怨道，“甘特先生，只有你才能理解我的苦楚啊！你在家里不也得忍受彭特兰家人的那种怪脾气吗？”很明显，她想再加强一下她的意思。

他遗憾地摇了摇头，难过地盯着路边的排水沟。

“唉，天哪，佩特！咱们可真是倒了霉了———我们俩都一样。”

仓库里散发出一缕干树根和擦木的香味，轻轻地钻进了他狭小的鼻孔中。

“在任何伸张正义的时刻，你都能发现甘特先生在场。”佩特对几位夫人说。

他一听到这话，马上摆出一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姿态，朝西往皮期加那儿望着。

“烈酒这种鬼东西，”他说，“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知道让多少人伤透了脑筋啊——”

“阿门，阿门。”塔金顿夫人柔声附和着，一边有节奏地扭着肥臀。

“——酒带来的是千家万户的贫穷、疾病、痛苦，人让妻子和母亲心碎，会使孤儿忍饥挨饿。”

“阿门，兄弟。”

“而且——”甘特正打算继续往下说时，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