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睬她的。她会遭到沉重的打击，并因此痛苦不堪，她会哭喊着向他请求爱情和怜悯。

就这样，尽管他浑身肮脏、头发蓬乱、衣衫褴褛、又饿又疯，但是在他自己看来，他仍然是一位英武、勇敢的胜利者。他的这个幻想快要使他发疯了。每天有十多次，他都以为真的碰见了劳拉：他的心儿激动得快要停止跳动了；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该怎么办才好；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待在原地还是拔脚跑掉。他一连数小时神情沮丧地呆望着电话簿上她的住址。他坐在电话机旁，激动得浑身哆嗦。因为只需抬一抬手，这个具有神奇魔力的东西就会响起来，不用一分钟，他就可以和她搭上线，声音对声音，直接倾诉衷肠。

实际上他曾经前去寻找过她的住处。她就住在离市中心很远的一幢陈旧的木制房子里。他轻手轻脚、小心谨慎地跑到她家附近，在距她家一个街区的地方，从前到后，偷偷地斜眼观察着那幢房子。他就像小偷，心儿扑通扑通地跳着，紧张得令他窒息，但是他从来没有从房子的正面走过去，从来没有直接走向这幢房子。

他浑身又脏又臭，他的鞋底都快磨穿了，脚底生出了老茧，但仍然不停地走在热乎乎的路面上。他的身上开始散发出臭气。

过了好久，他终于开始找工作了。工作机会倒很多——但是以前人们传说的高工资并不好找。他无法冒充木匠或者泥水匠，他不过是个肮脏的大孩子，这一点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的心里很慌，于是只好到朴次茅斯的海军船坞、诺福克的海军基地、“布什车站”等地方找活干——到处都有活干，而且多得不得了——都是四块钱一天的体力活。他倒乐意干这种活，但是后来才发现两个星期以后才能拿到第一笔工钱，而且第一个星期的工钱还要扣下来，以防生病、出走或者发生别的麻烦。

他的身上已经一文不剩了。

他来到一个犹太人开的当铺前，把伊丽莎送给他做生日礼物的那块手表当掉了，只当了五块钱。然后，他再一次搭船去了“新港讯”，从那里再乘电车沿着海岸来到了汉普登。在谣言满天的诺福克，他曾听人说汉普登的飞机场里有活可干，工人们吃住都在机场，全部由公司承担。

飞机场需要跨过一座长桥才能到达，桥的这一端是专门为雇工使用的简陋小木屋。尤金在这里登了记，接受了守卫的全身搜查，连行李箱也接受了检查。然后，他吃力地提着那个沉重的箱子穿过了长桥。那只箱子里塞满了他的脏衣服和各种杂物。他一步一步费劲地走过长桥，膝盖不时碰在鼓起的箱子上。

他一路摇摇晃晃走了很长时间，最终终于来到了公司所设的简易办公室，找到了负责人——一位30岁左右、皮肤苍白、面部刮得干干净净、无精打采的男子。他头上戴着蓝色的遮光眼罩和臂章，说话的时候嘴边还衔着一根软塌塌的香烟。

尤金颤巍巍地把刚才拿到的雇工条子递给了他。那个人随便扫了一眼。

“大学生，是吗，小伙子？”他瞟了尤金一眼。

“是的，先生。”尤金回答。

“以前有没有干过体力活？”他问。

“没有，先生。”尤金说。

“你多大年龄了，小伙子？”那人又问。

尤金沉默了一会儿。“我——19岁了。”他终于说出来了，他又转念一想，既然要撒谎为什么不干脆说20呢。

负责人无精打采地微笑着。

“这里的活都很苦啊，小伙子，”那人说，“干这些活的都是意大利人、瑞典人、匈牙利人。你要和他们住在同样的简陋工棚里，和他们一起吃饭。这帮人都脏得很啊，小伙子。”“我没有钱，”尤金说，“所以我会努力干活的，我不会生病。请给我这份差事吧，求求你了！”

“不行，”那人说，“不行，我不能给你这份活。”

在失落中，尤金转过身正欲离开。

“你听我说，那这样吧，”负责人说，“你就当个监工吧，算作办公室的职员。你干这个才合适。你可以和他们住在简易工棚里。这些人都很不错，”他彬彬有礼地说，“都和你一样，是大学生。”

“多谢你了，”尤金说完，激动地握紧了手指，“多谢你了。”

“我们这里的监工辞职了，”负责人说，“你明天早晨和他到马房里去领一匹马。”

“马——？”尤金问。

“你只有骑着马才能当监工啊。”负责人说。

尤金听后又惊又喜，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兴奋感，他又开始想起几年前学骑马的情形来。他转过身打算要走，他几乎不好意思再开口谈钱的事了，但是最后还是结结巴巴开了口。

“多——多少工钱？”他问。

“刚开始每个月80块，”这位负责人宽宏大度地说，“如果干得好，我们会涨到100块的。”

“那么伙食呢？”尤金低声问。

“当然都由公司包了！”负责人说。

尤金提着手提箱，摇晃着走开了，简直心花怒放。

这几个月来，尽管在恐惧和饥饿中度过，但是尤金——这位迷茫孩子的所有经历只能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了。总而言之，这是一段逃离与流浪的故事——值得在此一提只是因为它是漫长生命旅程的开始。这些经历是未来自我放逐的前奏，他可怕的经历和混乱的生活别无其他意义，只是一个人在走向自由和独立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盲目探索。

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