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语不断的氛围中进行着。老家伙们互相调侃着彼此的研究、健康、一段或数度婚姻、以及各国学术界的奇葩事。

李乐坐在森内特身后，多数时候抿着啤酒，保持倾听，偶尔在森内特的眼神示意或直接点名，比如，李，告诉这个活在数据模型里的老傻瓜，他那个关于‘社会资本衰减率’的公式漏算了最基本的人性变量时，才说上几句。

既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又不至于过分冒犯，但是其谦虚谨慎恭敬的表现之下的言辞之犀利、角度之刁钻，几次让在场的老江湖们心生出，这又是一个脸厚心黑的小王八蛋的感慨来。

话题不知怎的转到了欧盟的研究经费上。

杜兰德挥舞着雪茄，“布鲁塞尔那帮官僚！他们脑子里只有预算平衡！我的移民对固有社会结构的冲击的课题研究多么重要！他们居然嫌贵！难道要我用腿毛摩擦发电吗？”

沃尔夫冈冷冷道，“米歇尔，如果你的研究设计能像你的抱怨一样充满激情，或许就不会因为方法论描述模糊而被拒三次了。”

“模糊？那是艺术的留白！你们三德子就是缺乏想象力！”

森内特笑道，“得了吧米歇尔，你上次那篇论文里所谓的深描，读起来像醉醺醺的水手在描述港口的霓虹灯，除了颜色什么都没说清楚。布鲁塞尔不给你钱是明智的，免得你拿去补贴你那些关键受访者的酒吧账单。”

“你这是诽谤！”

菲茨杰拉德优雅地搅动着杯中的冰块，“诸位，与其争夺布鲁塞尔那点残羹冷炙，不如思考知识生产本身在晚期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当我们在这里为欧元争吵时，是否已然沦为学术工业链条上可悲的螺丝钉？”

森内特立刻调转枪口，“开始了，朱利安的经典众人皆醉我特么还能站着尿尿的表演。收起你那套悲天悯人的姿态吧。你去年从某个私人基金会拿到的那笔巨款，可没见你拒绝，转头就给自己在托斯卡纳添了套度假别墅，美其名曰寻找写作灵感。”

“那是工作需要！远离牛津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

“是啊，托斯卡纳的阳光和红酒，确实能有效缓解窒息。”

李乐在一旁小声对森内特嘀咕，“教授，您这仇恨拉得有点稳，不怕他们联手把您扔出去？”

森内特哼了一声，“就凭他们？米歇尔骨质疏松，埃尔弗里德腰间盘突出，朱利安估计连瓶盖都拧不开。让他们一条腿我都赢，再不然，不还有你么？你好意思看我挨揍？”

“难说。”

杜兰德耳朵尖，听到了只言片语，“威廉，你在嘀咕什么？”

“我在教育我的助理，要尊重学术前辈，即使他们像某些法兰西的葡萄酒一样，年份久远但早已变酸。”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和反唇相讥。

经过了第一阶段的指桑骂槐，一群人聊得内容竹简转向了学术圈内的近况和一些宏观议题。而这些这些平日里在学术殿堂里正襟危坐的权威们，也渐渐露出了“江湖本色”。

杜兰德似乎酒量不怎么好，脸红脖子粗的和人争论起来，“你不觉社会学正在变得越来越....琐碎吗？到处都是些微观叙事、身份政治、情感转向，听起来花里胡哨，但有多少真正增进了我们对社会整体结构的理解？”

“我们是不是在逃避那些宏大的、根本性的问题？比如，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形态，以及它带来的新的不平等？”

沃尔夫冈反驳道，“你的宏大叙事才是问题所在！那种追求普适性、铁律般的理论野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话语！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危险。社会是流动的、复杂的、由无数个体和群体的具体实践构成的。不理解这些细微之处，你的宏大结构就是空中楼阁！”

“细微之处？”杜兰德嗤笑，“埃尔弗里德，你管那些对某个小社区咖啡馆里闲聊话语的分析叫细微之处？我看是鸡毛蒜皮！社会学如果不能提供具有预测力和解释力的普遍模型，和文学评论有什么区别？”

阿奇博尔德老爷子说道，“你的模型，沃尔夫冈，你的微观实践，都忽略了文化自身的自主性。社会行动不仅仅是由结构决定，或者个体理性的算计，它更深植于一套共享的意义之网、象征体系。”

“不理解特定文化语境下的‘常识’和‘感觉结构’，任何分析都是隔靴搔痒。”

菲茨杰拉德加入战团，语速很快且直接，“我同意杜兰德的部分观点，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这些文化、意义并非中立，它们是在权力关系中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理解，更是批判！揭示知识如何与权力共谋，维持现有的支配秩序。社会学在今天，必须是一种批判的实践，否则就是帮凶！”

那位哈佛的范德芬教授试图调和，带着一股特有的平和，“诸位，诸位，也许我们不需要非此即彼。量化与质性，宏观与微观，结构与文化，解释与批判......它们应该是互补的视角。就像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不也是在寻找一种平衡吗？”

“平衡？”杜兰德哼了一声，“你那套例外论在全球化冲击下还能维持多久？我看迟早要崩。”

一群人你来我往，反对，支持的声音此起彼伏，小李厨子坐在边上，只觉得要是按照仙侠小说来描述，这时候，这间小酒馆里，应该是各种属性的剑气四溢，是不是就有人喊着，“剑来！”，“吃我一招”，“我叫你敢答应么？”“攮死你”！

远比那些在国内听到的教授学者之间的温文尔雅，要刺激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