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你们文社科的我不知道怎么样，大概导师学生都神出鬼没，关起门来各自着书立说？”

“但根据我所知道的，国内要想申请北美的博士，特别是理工科或者实验学科的，听我一句劝，选导师的时候，尽量要，一定要，千万要，特别要，警惕、远离那些从第三世界国家过去、尤其是从咱们国内过去、在那边熬成教授、当了老板的华人导师。”

李乐挑了挑眉，“这么绝对，地图炮可不好。”

“不是地图炮，是概率，是基于大量不完整但指向性明确的样本观察得出的风险提示。”伍岳斟酌着，“这些人，很多是靠着极端刻苦、乃至自我压榨，在完全不同的体系里杀出一条血路，拿到了教职。他们对成功的理解，对努力的界定，往往带着深刻的、来自原生科研文化的烙印，并且.....变本加厉。”

“文化惯性，加上身份焦虑，再加上，某种微妙的心理补偿。很容易就把这套逻辑完整复制，甚至变本加厉地用在后来者，特别是来自同一文化背景的学生身上。”

“他们会把国内过去的学生当作一种可以最大化利用、最小化成本的资源。”伍岳用词有些犀利，“而是至少不是平等意义上的合作者。”

“那是廉价、听话、耐操、并且因为签证身份捏在自己手里而不敢轻易反抗的优质耗材。”

“如果实验室里不幸还有几个本土学生，那对比就更鲜明了，能把国内去的孩子气得吐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种老板的区别对待，往往是赤裸裸的，不加一丝一毫掩饰的。数据你做，文章他挂一作，杂事你全包，功劳他全领，骂名.....当然也是你担着。”

“精神打压、情感勒索、无限延长毕业年限，都是常规操作。”

“没那么夸张吧？”李乐皱眉。

“夸张？我认识一个师兄，之前在一个华人教授众多闻名的理工科大校。他的导师，或者说老板，就是国内那个最顶尖的工科院校出去的。早上八点到凌晨，一周六天半是常态。本地学生呢？朝九晚五，到点走人，老板屁都不敢放一个，还得和颜悦色。组会汇报，同样的数据，国内学生做得再漂亮，都能挑出一堆刺，本地学生随便糊弄一下，就是good job， interesting point。”

“项目分工，脏活累活没完没了的，永远是那几个中文名字。最后发文章，署名顺序.....呵呵呵，那更是艺术。结果，三篇ScI都不给毕业，硬生生给拖成了精神病。”

“这....就没点制约？”

“制约？”伍岳嗤笑一声，“北美那边导师的权力比这边要大得多，某种程度上是绝对的。尤其是对国际学生，你的签证、你的奖学金、你的毕业签字，全都系于他一人之身。”

“投诉？你刚流露出一点意向，他就能用学术能力不足、态度有问题等理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圈子就那么大，闹翻了，你还想不想在同行里混了？大多数人的选择，只能是忍，忍到毕业，或者忍到崩溃。”

李乐想象着那场景，嘬了嘬牙花子，“没.....没那么夸张吧？总有好老板。”

“有好老板，当然有，但遇到糟心事的概率，确实不低。”伍岳点点头，“坏老板的破坏力，远超你的想象。而且，这种坏，往往包裹在我是为你好、严师出高徒、当年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的温情脉脉或者理直气壮之下。”

李乐听着，想起自己接触过的那些在北美苦熬的理工科留学生，他们偶尔提及实验室生活时闪烁的言辞、眼底的疲惫，似乎为伍岳这番话提供了某种注脚，叹了口气。

伍岳忽然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点戏谑，看向李乐，“所以说，还是你们文社科好。导师学生，更像是古典时期的师徒，或者道友？一个个都跟修仙儿似的，散养居多，神龙见首不见尾，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各自在故纸堆或者田野里修炼，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到底做出了什么成果？难说。但看起来，都挺高深，挺超脱。”

李乐被他说得一愣，随即失笑。

眼前闪过森内特那张刻薄起来能气死人的嘴，和克里克特教授那冰冷精准、如同手术刀般的审视目光，再想想那些读得他头晕眼花、字字都认识连起来却不知其所以然的德法理论着作，自己那写到头秃的学年报告和即将面临的博士论文大山。

“许是我命不好？”李乐摸了摸鼻子，自嘲地笑道，“碰上的两位仙儿，一个比一个难伺候。一个用散弹枪式的知识量轰炸你，逼你在垃圾堆里找宝藏，另一个用逻辑的小刀解剖你，要求每个想法都像瑞士手表一样精良。”

“超脱？我怎么感觉自己像个在两位掌门较劲的夹缝里练功的傻小子，天天担心走火入魔。”

伍岳闻言，哈哈笑了起来，拍了拍李乐的肩膀，“你这叫甜蜜的负担，多少人求还求不来呢。”他指了指前面，“到我们了。”

李乐和伍岳排在队伍最末尾，正准备把护照递给值机柜台后那位笑容标准得像用圆规画出来的女士。

这时，一位穿着汉莎航空制服的中年大妈快步走过来，目光在两人脸上礼貌地扫了扫，停在李乐身上。

“打扰一下，先生们。请问二位是乘坐Lh403航班前往纽约肯尼迪机场的吗？”

李乐把护照攥在手里，点点头，“是，怎么了？”

大妈的笑容深了些，透出职业性的歉意，“非常抱歉地通知您，本次航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