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的蛇皮般堆着，旁边是瑜伽垫、几双换下来的运动鞋东一只西一只。甚至还有一个鼓囊囊的、印着某家本地洗衣店标志的透明塑料袋，里面塞满了衬衫和裤子，标签还没拆。

李乐打量着这“狗窝”一样的地方，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

这景象，若是旁人见了，或许会以为是刻意营造的“创业”氛围，为的是给投资人、媒体或新员工讲一个“筚路蓝缕、卧薪尝胆”的励志故事。作秀么，总得有个舞台。

但李乐瞧着，心里掂量了一下。若论作秀算计的程度，眼前这位，可能也就占个两三成？剩下的七八成，怕是真的。

这位爷的脑子回路，迥异常人。他对于“舒适”的定义，对于“必要”与“冗余”的划分，本就与世俗标准隔着山海。他住豪宅、泡嫩模的时候，自然有他的排场和算计，可当他钻进某个具体的技术难题里时，大概真能把身外之物。包括睡眠、体面乃至基本的生活秩序，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似乎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愚蠢，而混乱的环境只要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和最高强度的思考，便已足够“合理”。

真疯和作秀，在这人身上像两种不同配比的合金，时而冰冷坚硬，时而炽热扭曲，但终究铸成了同一把剑。

马圣拖出两把廉价的办公椅，递给李乐一把，“坐。”又顺手从桌子底下摸出两瓶矿泉水，扔给李乐一瓶，自己拧开另一瓶，灌了一大口。

李乐接过水，没喝，拿在手里，冰凉的瓶身沁着水珠，目光落回正揉着眼的马圣脸上，那副倦色比在车间里时更明显了，眼窝深陷，但灰棕色的眼睛在疲惫的底色下，依然有种不肯熄灭的光。

两人刚坐下，还没来得及说点什么，一个穿着蓝色polo衫、头发有些稀疏、约莫三十多岁的工程师就拿着几张打印纸，快步走了过来，脸上带着混合了期待和忐忑的神情。

“埃隆，关于碳纤维车身和铝合金底盘连接处的热膨胀系数匹配，新的仿真结果出来了，还有材料供应商给的测试数据……”工程师语速很快，但说到一半，看到旁边的李乐，顿了一下。

马圣摆摆手，示意他继续说，同时身体微微前倾，目光落在那几张纸上。

“直接说结论。仿真和实测的差异有多大？在极端温度循环下，应力集中的峰值出现在哪里？预计的疲劳寿命是多少个循环？”

连珠炮般的问题，没有一个多余的词。工程师显然习惯了这种对话节奏，立刻指着打印纸上的图表和数据开始解释。他提到了几种不同的粘合剂方案，不同铺层方向的碳纤维，以及铝合金底座的表面处理工艺，试图说明他们如何在仿真中优化了连接设计，降低了峰值应力，并且最新的供应商测试数据似乎支持这个优化方向。

马圣听着，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起初节奏平稳。

但当工程师提到某个关键参数，“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材料热膨胀系数，我们在-40°c到85°c的模拟温变范围内，最大相对位移被控制在0.8毫米以内，这在我们结构强度仿真中是允许的”时，他的手指停了下来。

“停。”马圣打断道，“供应商提供的热膨胀系数？哪个供应商？数据来源是什么？测试标准是什么？是材料出厂时的标称值，还是你们按照我们实际可能遇到的湿度、老化条件复测过的值？”

工程师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问题会回溯到这个基础层面。

“是……是供应商datasheet上的典型值，AStm标准测试的。我们……我们基于这个做的仿真。”

“典型值？”马圣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听不出情绪，但那双眼睛牢牢盯着工程师，“我们用的是特定批次、特定工艺的碳纤维和特定牌号、特定热处理状态的铝合金。供应商的典型值是一个范围，还是一个固定值？这个范围的上限和下限是多少？如果取上限，你的0.8毫米位移会变成多少？如果取下限，粘合剂的剪切应力会如何变化？”

工程师的额头上开始冒汗，他翻动着手中的纸张，试图找到支撑。

“这个……供应商给出的范围是……我需要查一下具体的datasheet。但仿真时我们取的是中值，应该是合理的……”

“应该？”马圣打断他，身体靠回椅背，但眼神逐渐尖锐，“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应该’，是物理事实。碳纤维的热膨胀系数是各向异性的，沿着纤维方向和垂直方向可以差一个数量级。”

“你的仿真模型里，碳纤维铺层角度是怎么设定的？有没有考虑实际铺层工艺可能带来的角度偏差？这种偏差对整体热膨胀行为的影响，量化过吗？”

“还有粘合剂。你选用的粘合剂，它的模量随温度变化的曲线是什么样的？在-40°c时是不是会变得像玻璃一样脆？在85°c时会不会软化得像橡皮泥？”

“它的老化特性呢？在加州紫外线和昼夜温差循环下，六个月后，一年后，它的性能衰减是多少？你的仿真模型里，粘合剂是理想的弹性体，还是引入了时间、温度、湿度相关的本构模型？”

一个个问题，像手术刀，精准地剥开工程师基于“合理假设”和“典型数据”搭建起来的、看似稳固的技术方案，露出底下未经夯实的地基。

这些问题并不刁钻，

它们指向的都是这个具体问题A最根本的物理和化学原理。马大圣没有引入任何无关的b、c、d知识来做自作聪明的类比，他就是死死咬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