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盈了人性、残酷与自然。在内战时期，俄罗斯人也吸引我们注意──在苏维埃文学还没有变得精雕细琢、一副维多利亚德性之前──我们将俄国人当成同志。巴勃（注17）尢其让人留意，他的《红色基督受难像》（RedCavalry）意大利文译本甚至是我们在战前就读过的；此作堪称本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的奇书之一，算是知识分子和革命暴力互动关系之下的产物。

这样的文学，就是《蛛巢小径》的背景。不过在年轻时代，只要又读了一本书，就像又张开了一只眼；以往的肉眼视觉，以及藉由阅读而来的认知，都一概改变。认识了文学新观念之后，我渴望能够创造幼年以来一路诱惑我的各种文学宇宙……于是，我除了驱使自己写出海明威《战地钟声》之类的作品，我也想写史蒂文森《金银岛》（注18）之类的书。

帕维瑟很快就理解我了，他光看《蛛巢小径》就可以猜出我所有的文学喜好。帕维瑟是第一个指出拙作具有童话质素的人；而我，本来还不了解自己作品的特性，后来才大彻大悟，之后便试图实现他对我的定义。我就要写下自己的作品了；如今我发现，早在写作初期，一切元素均已齐备。

或许，到头来，一个作家的第一本书才是唯一重要的书。或许作家只该写出这第一本书。写作第一本书的时候，是作家跨步跳跃的机会。这个机会让作家得以一口气表达自我，让作家趁此时机打开心结。如果没有把握这一次，就没有下一回了。或许一生之中只有某个年纪可以写诗；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个年纪就是年幼时刻。当那个年纪一过，不论有没有把握机会表达自我（是否表达了自我，只有在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之后才清楚──同时代的人并没有能力评断），在所有的纸牌都摊在桌上之后，作者也只能够回头模仿别人，或者模仿自己，再也不能够成功说出千真万确、无可取代的言语了……

※

岔个题。任何讨论只要停留在纯文学的层次──假使是真诚的讨论──就会进入一条死巷；写作总是引入死巷。所幸，写作并非只是文学的行为；写作还是「其它」东西。再说一次，我觉得有必要修正这篇序文的进行路径。

这个「其它」，就我当时所知，就是游击战的定义。有一位和我同辈的朋友，现在已经是位医生；当时他像我一样是个学生，在那时夜夜和我耗时讨论。我们都觉得，抗战是很基本的经验：他的使命感比我更多，因为他曾被指派重要任务，才刚过二十岁就担任游击队支队的委员。而我在同一支队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加里波第子弟兵（注19）。在解放之后几个月，我们当时觉得，大家谈论抗战的方式全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