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虱子，她们越高兴。有一次，我被说服了，我得到的好处是得了瘟疫，有三个月我撒尿必须到墙根尿。现在，如果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周围只能见到那样的女人，那惟一的安慰还是想想自己家，想想自己的老婆(如果有的话)或者未婚妻，说：至少有那个女人是安全的。但是，他后来回家了，是的，先生们，发现他老婆在他不在的时候，找到了替代他的人，和这个或那个男人睡觉。”

同志们知道这是表兄本人的故事，他老婆在他不在的时候，背叛了他，跟许多别的男人好，生了孩子还不知是跟谁生的。

“这还不够，”表兄继续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法西斯分子继续抓我们的人?因为有许多女人当奸细，妻子告发丈夫，所有我们的女人在我现在说话的时候，都坐在法西斯分子的腿上为他们擦枪，让他们来杀我们。”

现在大家开始不耐烦了，向他喊道：“行了，你这个倒楣鬼，你老婆向德国人告发了你，让你回不去，逼得你落草为寇。但这也不能成为你侮辱别人妻子的理由。”

“你们看，”表兄说，“一个地方来一个女人就够了……我来解释……”

这时大家又不反驳他了，因为知道这里有影射，想听听结果如何。

“……在一个地方来了一个女人，马上有个白痴昏了头脑……”表兄说。表兄愿意和所有人做朋友，有话就说，哪怕对方是指挥员。

“……白痴是个普通人，也没什么，但是，如果白痴负有一定责任……”

大家看看德利托，他虽然离得稍远点，但肯定也在听。大家有点怕表兄太过分了引起口角。

“……结果是为了一个女人，纵火烧房子……”

大家想他讲完了，现在该发生什么事了。他们说最好是这样，该到时候了。

这时听见轰隆声。天上有许多飞机。大家的注意力转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轰炸机编队，可能某个城市被夷为平地，浓烟四起，飞机在云中消失了。

皮恩觉得被炸得震动，飞机挂着几吨炸弹在他头上转，使他心惊胆战。这时刻，老城正在疏散，可怜的人们挤进泥泞的山洞。那边听到低沉的倒塌声。

皮恩看见德利托站在一个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山谷里面的情况，皮恩追上他，德利托奸笑了一下，调节望远镜镜头。

“让我也看看，行吗，德利托?”皮恩问。

“给你。”德利托给他望远镜。

镜头的颜色混乱，慢慢地出现了靠近海的山顶，升起了白烟，又听到下面的倒塌声。轰炸还在继续。

“炸吧，把炸弹都扔下来，”德利托用拳击打着手掌。“先炸我家!炸吧!先炸我家。”

第九章

临近晚上，费烈拉司令和吉姆政委来了。外面，浓雾飞动，屋里大家围在火炉和两位旅部来人旁边，这两位给大家递烟直到烟盒空了。两人说话很少，费烈拉很粗壮，棕色胡子，戴着阿尔卑斯帽，眼睛明亮、冷漠，总是半睁着眼偷看。吉姆瘦高个，长脸红润，轻轻地咬着胡子。

费烈拉是一位工人，出生在山里，表情冷漠，思路敏捷，现在听大家讲话，发出同意的微笑，但也坚持自己的主张：全旅部队如何布阵，如何分配重武器，何时使用迫击炮。对他来说，游击战争必须像机器一样准确、完美。这是在工厂里培养出来的革命抱负。把它运用在了如指掌的山区，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

吉姆是一位大学生，对前因后果要求明确肯定，合乎逻辑，脑子里充满疑问。对人类有极大的兴趣，因此，他学医，因为知道一切事物的解释都存在于细胞的运动中，而不在哲学的范畴中。将来要做脑科医生，一位精神病科医生对人是不热情的，因为看人的时候总是盯着不动，好像要看出入家的思想的根源。突然，提出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漫无边际，问人家的童年，或别的事情。然后，在人后面，是各阶级前进的大机器，它由每天的行为举止来推动。其他举止会烧掉而留下痕迹：这就是历史。一切都应该合乎逻辑，人们应了解一切，在历史中和在头脑中一样。在这个和那个之间有一个跳跃，一个盲区，这里集体理性以可怕的偏离和未想到的联系把它变成个人理性。吉姆政委每天背着那支乏味的斯坦枪在各个支队里转，与政委们、指挥员们交谈，研究每个人，分析这个或那个人的立场，把每个问题分成几个因素，A，B，C……要求一切都要清楚，在他身上和在别人身上一样，一切都要清楚。

现在，战士们围在费烈拉和吉姆周围，打听有关战争的新闻。离前线远的，离前线近的，还有他们自己战斗的新闻。费烈拉说对盟军不应该有任何期望，认为游击队单独干也能战胜敌人。然后，通报当天的大新闻：一支德国纵队正向山谷前进，扫荡整个山区：德国人知道他们营地的地点，要把这些地区变成焦土。拂晓全旅都要埋伏在各个山头，其他旅也来支援。德国人必将遭到枪林弹雨的伏击，撤退回营。

这时，战士们行动起来，摩拳擦掌，慷慨激昂，在他们看来，战斗已经开始。表情严肃坚强，叮叮当当拿起自己的武器。

“德国人是看到火光才来的。我们早就知道了。”一个战士说。德利托在稍远一点站着，光线照着他垂下的眼睛。

“大火，当然也是因为大火，但还有别的原因。”吉姆说，慢慢吸了一口烟。其他人一言不发，德利托只是抬抬眼睛。

“我们有一个人叛变了。”吉姆说。这时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像风吹进骨头一样，一种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