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力争到底，世界货币体系直接关系到我国国内资本的多寡，过早实行自由贸易则会冲击我们的国内市场。”廖仲恺立即提出建议，他在这个时空是中G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虽然在中G内部属于“右派”但是在政治经济的观点上面其实是偏向左翼的，当然是反对贸易自由化的。

“仲恺先生，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占便宜，否则柏林和会就没有办法开了，而且我们也不能和整个白人世界搞对抗。”汪精卫立刻提出不同意见，廖仲恺也没有反驳，而是望着常瑞青等待他的决断。

“有得必有失，我同意兆铭的意见，中国不可能占尽便宜，要不然英美德三方面肯定不干。”常瑞青微微一笑，说道：“咱们在柏林的谈判桌上能够得到的东西也必须同咱们的军事实力相适应，谈判说穿了还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咱们还没有牛到可以单挑整个白人文明的地步。”他顿了顿，又道：“我的意见是咱们在世界货币体系的问题上要尽可能争取，初始‘世界货币’发行的保证应该是各国的土地和黄金储备，今后每一年增发货币的分配标准应该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量。而在贸易问题上面，我们应该做出让步，可以同意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不过需要设定一段时间的保护期，就以世界大战结束后的5年为底线。”

廖仲恺和汪精卫的神色都严峻起来了，对于常瑞青提出的“五年保护期”他们都认为太短了。虽然大中华联邦的重工业实力不弱，现在还强于英国位列世界第三，但是中国的重工业强在规模庞大，竞争力和技术是不行的，别说是英国，就算法国、意大利重工业企业的技术和竞争力恐怕都要超过中国！至于中国的轻工业就更弱了，不要说什么技术和竞争力，就连产量都不够多，连满足战争情况下国内市场的那点需求都吃力，短短五年的保护期就能让弱小的中国工业去直面英美德大公司的竞争了？

“好，这个问题还要好好考虑一下，给国内去电，征求一下意见。”常瑞青有后世的经验，当然不认为集中了中国大陆、日本、南韩、台湾这四个后世制造业强国（地区）的大中华联邦的工业会被美国、德国的制造业挤垮，如果是真正的自由贸易，需要担心的恰恰是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

常瑞青说完之后便站起来：“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去陪希特勒吃饭，顺便和他交换一下自由贸易和世界货币的问题。仲恺，兆铭，对于咱们自己的工业一定要有信心，它们没有那么脆弱，只要有恰当的机制一定会后来居上赶美超德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思考的不是保护，而是如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和机制。五年的保护期就是用来做这些事情的，我相信只要经营环境好转了，市场机制建立起来了，我国的商人和工人肯定会同我们的军人们一样表现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