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一次战后检点损失，三百几十名红军官兵伤亡，其中有近三百人竟是被飞机炸死的！

由于伤亡过大，弹药也消耗殆尽，徐向前只得临时变更作战计划，下令放弃黑竹，撤回百丈。

郭勋祺也够呛，尽管下有碉堡护身，上有飞机助阵，可他那个模范师同样伤亡惨重，一个主力旅里面，就战死两个营长，连排长死伤十八人。红军前脚刚撤，郭勋祺就赶紧撤往邛崃后方进行短暂休整和补充。

与此同时，刘湘已任命潘文华为前敌总指挥，所有嫡系部队全部调至邛崃。由于后方兵力用尽，刘湘甚至没有一兵一卒可守卫成都，必须由当地民团代替。

1935年11月19日，刘湘令旗挥动，邓锡侯从北，李家钰从南，潘文华从东，总计十几个川军旅自三面向红军占领的百丈发起进攻，从而拉开了百丈决战的序幕。

当天黎明时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川军整营整团地发起冲锋，从黑竹关到百丈关，十多里路的战线上，到处都是子弹、鲜血和呐喊。

徐向前久经战阵，深知成败在此一举，因此亲自骑马赶到一线进行观察和指挥。

胜者的思维往往具有定势，即便徐帅也不例外，在他的印象里，新对手也许难说，但若说到川军这个老对手兼手下败将，他自认还“有点把握”。

从“反六路围攻”一直到强渡嘉陵江，川军都是一副被红军打怕了的熊样，历次作战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别说徐向前，就算是红四方面军的一般官兵，也早就从心里把这些“灰边边”给看扁了。

川军在战场上的凶猛表现，被徐向前解释为“狗急跳墙、孤注一掷”，他据此作出的判断是：只要顶住川军的这一波攻势，灭其一部，就有可能转入反攻。

川军实不足虑，要复制第二个“反六路围攻”的辉煌，也仍有可能。唯一让他在意的，是“中央空军”——百丈一带地势开阔，多为树丛、深沟、水田，红军运动起来极其不便。

不过这并不是决定战役成败的关键，特别是两军胶着之时，飞机也不敢贸然轰炸或扫射，所以徐向前只是感到“很伤脑筋”和“太讨厌”而已。

徐向前显然过于乐观了。如今的红四方面军，早已不是刚入川西北时的模样。当时官兵“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士兵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驴马拖运的成箱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

在经历二过草地的磨难后，长期得不到补充和休整的红四方面军渐显疲态，从河谷走廊到黑竹关，他们都是在急于进入成都，相当于望梅止渴的心理驱使下，使自身状态得到了超水平的发挥。

然而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危机已悄悄地一路尾随而来。

在“反六路围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