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以后希望你多负责任，整军案可以等抗战结束后再说。”

蒋介石还跟刘湘共享了他的从政经验：“过去我总认为事必躬亲，才放得下心，必须与我有关系的人，才是人才，才肯重用，这一念之差，几乎把国家误了。我现在则不然，只给部下提供一个方针，至于他如何安排，如何去做，我绝不过问，所用之人，也有许多是素昧平生的。”

说到这里，几乎已是推心置腹：“过去我的这些短处，甫澄兄或多或少亦不免有相同之处。四川地方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欧洲的大国，希望甫澄兄在军政方面提纲挈领，多延揽人才，自然会收事半功倍之效。”

显然，蒋介石已经完全换了一种态度，现在他对刘湘既“放得下心”，也肯“重用”。整个谈话过程中，蒋介石语气亲切，待刘湘真跟自家兄弟一样。

蒋介石交了真心，刘湘也动了真情，当面表示愿为国家效忠，为抗战尽力。

蒋介石走后，刘湘异常高兴地对邓汉祥说：“这回蒋介石算是说了几句知心话。”

邓汉祥一语中的：“恐怕还是‘川军调不出来怎么办’起了作用。”

邓汉祥说得没错，蒋介石再无心思顾及“削藩”，因为“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打响了。

1937年8月13日，刘湘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第二天，刘湘即与随行人员赶回成都，为出川抗战作准备。

跟其他省的诸侯相比，川军颇有地方特色，比如他们彼此打仗的时候可以打到你死我活，仗打完了，同样也会没事人一样，你哥子我老弟地把酒言欢。

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川军喜“内战”，不喜“外战”，也就是尽在本省之内混战不休，极少向外省扩张地盘，以致于四五百场大小战役打下来，都是在家里摔桌子打板凳。

久而久之，外界都看清了川军的这个“软肋”。岷江大战爆发时，川省旅外同乡会纷纷来函相责，其中一封电文直斥川中诸侯“有野心而不务远略”：你们就知道屋里横，一味关起门来厮杀，有种的，到外省去争个输赢啊！

谁会去外省呢，都不愿意去。

民国时期的四川，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的缩影。这个“天府之国”，历来以地广人多、物质生活条件优越而著称。诸侯们在这里既有财源，又有兵源，不愁吃、不愁喝、也不愁玩，不到万不得已，没人肯背井离乡——你就说刘存厚吧，被人家赶出去那么多次，他不还是厚着脸皮哭爹喊娘地要回来吗？

其他省份可不是都这样，比如云南滇军和贵州黔军就乐于出省作战，甚至长期“赖”在四川不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滇黔两省相对贫瘠落后，要养活军队颇不容易。

当然不是说川中诸侯们都无远略，其中拔尖的也曾跃跃欲试。

蒋桂战争时，刘湘曾派一个师出川“拥蒋讨桂”，但那一次纯粹是形式大于内容，相当于出省旅行了一趟，除了来回赶路，什么都没做。

川军仅有的几次省外之战大多集中在湖北。比如，刘湘和熊克武共同策动过“援鄂之战”，杨森在“宁汉分裂”时，也曾站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边，举兵“讨伐”武汉政府，然而两次都以惨败而告终。

杨森在兵败之后沮丧不已，说：“我这次率数万之众出川，是为四川人争省格，外省人常骂我们四川人是川耗子，不出夔门一步，只有关起门来打内战的本事。我总想这次能为四川人争口气，哪知道全军崩溃，真使我痛心万分。”

唯一说不上败的一次，是王陵基领兵与贺龙在洪湖作战，可就那一次，实际上也是寸地未得，一点好处都没捞到，等于白辛苦了。

以后川军基本上是足不出省，就算是偶尔出川，刘湘也要反复叮嘱带兵官：我的策略是“内重于外”，你们出去后意思一下就行了，千万别傻乎乎地去拼命啊。

就算是省外作战，其实也是内战，不过是更大范围的内战而已。现在川军不仅要出省，还要进行“国战”，以抗敌御侮，川人的民族自豪感一下子全被调动和激发出来了。

刘湘回川动员时，四川正处于沸腾之中。游行队伍天天在街上示威请愿，成都多次举办有十万人参加的抗战动员大会。“五老七贤”中的尹钟锡诙谐地对人说：“现在要实行总动员，可惜我老了，已经动不得了，不然也想上前线哩。”

民众踊跃，大部分川军官兵一谈到要出川打日本，全都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

在川军出川誓师大会上，唐式遵推开麦克风，走到前台慷慨陈词，且声若洪钟，响彻全场。他还当众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会后唐式遵说到做到，将自己的一处房产捐作抗战经费。过去“二瘟”最受人诟病之处，便是说他缺少阳刚气质和铁血精神，现在如此给力，自然受到舆论的一致称道。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激昂。

唐式遵的诗，细细听来，其实也有一股荆轲易水送别的味道。川军虽有二十余年战史，积累了四五百次作战经验，但活动范围很小，交战对象也有限，除杨森所部外，从未与外国军真正对阵过。此次川军远征千里，一去就要与现代化装备的日军开打，这日本兵听说有的是大炮、飞机、坦克，这些东西连见都没见过，一打起来，十有八九是真要埋骨他乡了。

人总是怕死的，这是自然规律，像杨森那样天生刚猛的毕竟不多，而临时焕发出来的激情也不可能永远持久。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