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头也越来越劲，有意识地予以监控和压低，就成了所有“主公”的必然之选。

邓汉祥吃的差不多是同一个苦头。

按照刘湘的说法，邓汉祥这个人“思想很顽固”，他连孙中山的“起而革命”都反对，更别提南北诸侯那一套“造反”理论了。尽管他站在刘湘和四川政坛的立场，也从政治策略上对蒋介石的过分举动予以积极抵制，但对刘湘的酝酿“造反”或联合“造反”却始终抱有微词。

这是政治方略的区别，也表明你对“主公”不是“一贯紧跟”。所以刘湘经常说，敷衍蒋介石的使命可以全部交给邓汉祥，至于如何在外面给蒋介石设绊子那些事，则万万不能让邓汉祥知道。

此前假如不是惹祸，需要邓汉祥出来擦屁股，邓汉祥对这些事确实只会被蒙在鼓里，一丝风声也听不到。

隔着千百年时空的两个“川中宰相”，处境与命运又何其相似。要说邓汉祥比彼时的诸葛亮强，也许只强在一点：在与蒋系阵营交往方面，他无人可以替代。

刘湘“疑而重用”，不过是无奈之举。

刘湘真正信任的，是傅常、乔毅夫、张斯可这些谋臣，他们也许眼光会短浅一些，也许会给你捅出各种各样的篓子，可他们会以你为中心，会根据你的喜好来献计献策，用起来既舒服又放心。

直至刘湘出川抗战，在留守人事安排上，虽然已决定让邓汉祥代行省政府主席，却仍留下了一个包袱，即保持内部联合办公制度。

所谓联合办公，是由傅常、乔毅夫、张斯可、钟体乾、邓汉祥等人共同议事，讨论大计。傅常要随刘湘出川，他另外找了一个代表代其出席。临走时，傅常特意交代这位代表，告之：“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邓汉祥。”

协助二字，是要打引号的，其实就是监视和牵制邓汉祥。因为最终决定川政方针的，不是邓汉祥，而是这个圆桌会议式的联合办公，也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为此，邓汉祥在联合办公时，曾多次与傅常的这位代表争吵，双方相处得很不融洽。

幕后布置这一切的，正是刘湘自己。

自从发现唐式遵“叛离”后，刘湘愈加疑神疑鬼，整天防前防后，防你防他。

邓汉祥既代省主席，自然要跟已迁至重庆的“中央”官员们人情往来，相与周旋。被那些犯红眼病的同僚们一渲染，再汇报到刘湘这里，就变成了邓汉祥在吃“两头望”。

两头望是成都街上的一种小吃，特别便宜，主要都是穷人们赏光。那些有文化的“长衫客”有时经过，鼻子一嗅，也会被香味儿掐拧得没了魂，可又怕被熟人撞见，失了身份，于是吃的时候就要左瞧一眼，右看一下，确定没人认识，才会迅速把食物放进口中，因此有人就把这种小吃取名为“两头望”。

说邓汉祥在吃“两头望”，其实就是说他在耍两面派，一面做着刘湘的官，一面又跟“中央”勾肩搭背，互抹口红，随时都准备脚踏两只船。

这不就是政坛的唐式遵吗？

唐式遵有兵权，邓汉祥有政权，让刘湘特别忌讳的，是邓汉祥的县训学生遍布全川，这些县训学生不是县长便是区长，都是邓汉祥所树党羽啊。

在汉口住院期间，刘湘与傅常计议，想套用更换唐式遵之法撤换邓汉祥，以傅常继之。

傅常嘴上勇气百倍，却迟迟不动身。原因是那次换唐式遵不成，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虽然邓汉祥不可能像唐式遵那样取他项上人头，但一想到此人政坛经验的老练，以及“党羽”的众多，又让傅常不由自主地退缩起来。

说到底，他这种类型的幕僚，也就是躲在“主公”身后煽煽风、点点火而已，真要干大事，是派不上多少用处的。

刘湘放心不下，他曾问乔毅夫：“邓汉祥造得起反吗？”

乔毅夫轻蔑一笑：“我们在后方尚有军队十余万，邓那几个学生敢造反吗？如发现他真有异图，我们就把他请到绥靖总署，予以优待（即软禁），不就完事了吗！”

说到底，政客毕竟没有枪杆子，比军人要好对付多了。

听到这句话，刘湘方才默然不语。

乔毅夫的到来，给刘湘带来了新的希望，那颗勃勃的雄心又欢腾起来，精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每天或在病房外间唱唱很多年前的老军歌，这是他上军校时的最大爱好；或到病房外面的小花园里散散步，人不知不觉胖了起来，引得随侍幕僚跟他开玩笑：“甫公，你这个病害不得啊，再害就要害成胖子了。”

刘湘有时也写写字、练练书法，某天在桌上兴笔写了两句诗：“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

幕僚一边拿去裱册页，一边恭维他说：“甫公，你快成书法家了。”近身超能

刘湘思乡心切，他也许没有想到，无意中写下的那两句古诗有多么不吉利。

望帝者，蜀之古君也，死后思念故国，遂化为杜鹃，一迭声地呼唤：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它在预示着什么？

自从住进万国医院后，刘湘就拥有了一个不可为外人道的秘密。与“釜底抽薪”相比，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更少，但是一说出来却绝对要惊煞他人。

七七事变前，通过冯玉祥的关系，刘湘得以结识了宋哲元和韩复榘，不过只是初步接触，并未像与广西的李宗仁那样制定军事协定。即使要建立联盟，其旗号也不出乎“抗日反蒋”。

到了抗战，刘湘、宋哲元、韩复榘的处境都一样狼狈。当然三人还有区别，刘湘是生了病没法指挥部队，宋哲元是吃了败仗，不得不退，韩复榘则是放弃山东，不战而退。

人在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