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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靶向药一个月要两万多，医保报完还得自费七八千，我们农村人哪扛得住？”一个中年男人低声对妻子说。

“别说了，人活着就好，钱的事儿咱们再想办法。”妻子拍了拍他的手。

柳琦鎏听着，心里一阵发紧。他想起沈佳的治疗方案，也涉及靶向药，虽然公司有补充医疗险，但自费部分仍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他默默掏出手机，给财务打了通电话，申请了预支工资。

好不容易交完费，他回到病房，沈佳正和沈芳聊天。沈芳看着柳琦鎏疲惫的样子，把刚打来的热水递给他：“辛苦你啦，琦鎏，这里的事儿还真不少，比在地里收麦子还累。”

柳琦鎏摆摆手，接过搪瓷缸子暖手：“没事儿，芳姐，佳好好养病就行。对了，检查安排在十点半，护士说等会来抽血。”

“又要抽血？”沈佳皱眉，“我都快成筛子了。”

“这是必要的。”沈芳劝道，“查清楚了，医生才能调整治疗方案，咱不能糊弄。”

这时，隔壁床的乐观大姐插话了：“哎呀，小姑娘，抽血算什么？我上个月做了六次穿刺，那才叫疼呢！”

她姓王，五十多岁，来自郊区，每天穿着花布衫，头发扎成马尾，脸上总挂着笑容。她患的是早期乳腺癌，术后恢复良好，已经能下床活动。

“大姐，您心态真好。”柳琦鎏由衷地说。

“不好能行吗？”王大姐一拍大腿，“我儿子才上高三，我要是倒了，他咋办？病是病，日子还得过啊，愁眉苦脸一天也是过，说说笑笑一天也是过。”

她转头对沈佳说：“小姑娘，我跟你说，每天早上起来，先对自己笑一笑，告诉自己‘我又活了一天，真好’。你试试，心情真不一样。”

沈佳被她逗笑了：“那我也试试。”

“这就对了！”王大姐满意地点头，“等你好了，咱们一起去赶大集，我教你挑布料做衣裳！”

但也有沉闷的患者。靠窗那床的李阿姨，六十多岁，独自住院，儿女在外地工作，每周只来一次。她整天躺在床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像。

柳琦鎏有一次看到她嘴唇干裂，便倒了杯温水，轻声问：“阿姨，您还好吗？要不要喝点水？”

李阿姨缓缓转过头，摇了摇头，低声说：“谢谢你，孩子，我只是有点想家了。”

“家在哪？”柳琦鎏在床边坐下。

“在河北农村。”她声音很轻，“我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离开过村子。现在躺在这里，连地里的小麦浇地都没人管……”

柳琦鎏鼻子一酸：“等您好了，我帮您。”

李阿姨愣了一下，忽然笑了：“你这孩子，真会说话。”

“我是认真的。”他认真地说，“等您出院，我去帮你干活，好不好？”

李阿姨眼眶红了，轻轻点头：“好，好……”

让柳琦鎏印象深刻的是，他竟然见到了一两个男性乳腺癌患者，这在他的认知里是极其罕见的。其中一位姓陈的先生，五十多岁，穿着整洁的衬衫，虽脸色苍白，却依然挺直腰背，保持着绅士风度。

一次在走廊相遇时，陈先生主动打招呼：“你好，年轻人，你是来探望家人吗？”

柳琦鎏点头：“是的，先生，我是来照顾我妻子的。”

“她情况怎么样？”陈先生问。

“术后恢复中，医生说挺乐观的。”柳琦鎏顿了顿，“我倒是没想到……男性也会得这个病。”

陈先生笑了，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怎么不会？我们男人也一样有乳腺组织。只是大家不了解，总觉得这是‘女人的病’。我确诊时，连我自己都不敢信。”

“您……怎么发现的？”柳琦鎏忍不住问。

“洗澡时摸到硬块，一开始以为是肌肉拉伤，后来肿得厉害，才去医院。”他轻抚胸口，“切了一侧，现在在做放疗。说真的，最难的不是病，是别人的眼光。有些人听说我得乳腺癌，眼神都变了，像看怪物。”

柳琦鎏沉默片刻，郑重地说：“您一点都不怪物。您是战士。”

“谢谢。”陈先生拍了拍他的肩，“小伙子，有你这样的丈夫，你妻子很幸运。”

“其实疾病并不可怕，”陈先生望着走廊尽头的窗户，“可怕的是失去面对它的勇气。我每天告诉自己：我活着，我就赢了。”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柳琦鎏的心湖，激起层层涟漪。

还有那个十几岁的姑娘，叫小雨，才十六岁，本该在教室里写作业、追星、和朋友逛街的年纪，却因乳腺肉瘤住院。她脸色苍白，头发因化疗脱落，戴着一顶粉色毛线帽，却依然努力地微笑着。

柳琦鎏第一次见她时，她正靠在床上画画，画的是窗外的梧桐树。

“画得真好。”他由衷赞叹。

小雨抬头，笑了：“谢谢哥哥。我以后想当画家。”

“你一定可以。”他轻声说。

后来，他给小雨带了些水果和彩色铅笔。姑娘接过，眼睛亮晶晶的：“谢谢哥哥，我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要画很多很多画，画遍这个世界。”

那坚定的眼神让柳琦鎏相信，她一定能战胜病魔。

在医院的日子里，柳琦鎏每天都经历着不同的事情，见证着生命的脆弱与坚强。他还注意到一些细节：售卖义胸的销售人员穿着职业套装，耐心地向患者解释产品的材质、承托力、舒适度，语气轻柔，像在介绍一件艺术品，而非医疗用品。

“这款是记忆棉的，贴合度高，穿上去几乎感觉不到异物感。”销售员对一位刚手术的女士说，“很多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