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这句应该是“形夭无干戚”或“形夭舞干戚”。

一般人读《山海经》，也许只看到那些奇禽异兽，觉得好玩。而陶渊明看到的则是精卫、刑天这些坚守自己的意愿、死不罢休的形象。“猛志固常在”既是说刑天，也是说精卫，是对他们不屈精神的高度概括。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精卫、刑天生时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生死如一。

这是对“猛志固常在”的引申发挥。“同物”，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的原形。“化去”，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

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只是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而复仇雪恨的时机终究还是未能等到。

至此结句，诗情由万丈豪情转入深沉悲慨，令人且思且叹。猛志常在，固然使人感佩；而良机难待，更使人悲惜。这便有了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其实，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的复仇行为也没有结果，壮志未遂。但是，其反抗精神绝不是没有价值的。诗人将此精神进一步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壮，这就使此诗闪耀着深切的悲剧之美的光辉。

评解

关于这首诗的意义，曾引发鲁迅与朱光潜的论争。朱光潜倾心于陶渊明的超功利境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丐尊先生》）在他看来，“静穆”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它是超越了“金刚怒目式”的社会主体性而表现出的境界，是当个体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时所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的诗意气质。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曾说：“希腊杰作有一种普遍和主要的特点，这便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的说法，或许是朱光潜说法的理论渊源。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静穆”境界，无疑契合了朱光潜的超功利审美理念。

朱光潜的说法遭到鲁迅批评：“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题未定草》）鲁迅这种说法对当代人理解陶诗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精卫、刑天几乎就成了复仇精神的象征。然而细读全诗，陶诗的重心似乎并不在于颂扬复仇精神，而在于对他们那种不屈却又无望的抗争精神的同情和悲悯。全诗最终还是表现为一种顺应自然的思想。

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澹澹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题解

荆轲，战国末刺客，自齐入燕，燕人称之荆卿。好击剑，与市中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交好。燕太子丹曾召见他，待以上宾之礼。后来荆轲答应太子丹要求，决计赴秦劫持秦王。临行，众宾客皆白衣素冠，于易水旁为他饯别。荆轲至秦，事败被杀。详见《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等。姑且不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荆轲应当如何评价，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荆轲无疑是感人至深的。

三国王粲、阮瑀，晋左思等人都写过咏荆轲的《咏史》诗。在以荆轲为对象的咏史诗中，陶渊明这首是比较出色的。它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完整复述荆轲的一生及刺秦经过，而是在把握荆轲那种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精神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易水送别这一最具悲壮感的场面上（这也是《史记》荆轲传记中最精彩之处）。

咏荆轲 诗意图 马援 绘

句解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开首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引出荆轲，概括了荆轲入燕，太子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太子丹结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经过。而且此诗一开始便将荆轲置于燕、秦尖锐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猛的勇士，于是他自然成了处于弱势的燕国希望之所在。故事的背景、人物肩负的重任，都已点明，而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悬念，也同时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报”，报复、报仇。“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荆轲出燕，史书中记其临行前，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于是荆轲怒叱太子，而且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为后来的行事埋下隐患。诗中略去这一情节，而直接写荆轲为报太子丹知遇之恩而慨然出行。这样描写，一方面与上文“善养士”相呼应，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另一方面也使得诗句笔墨集中，结构浑成。一“死”一“出”，何其简练，而“士为知己者死”的一腔豪气也喷之欲出。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素骥”，白马；“广陌”，大道。《史记》写易水饯别：“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