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意军五十三人，奥军五十人。德军七千人。军舰约20艘，陆战队约540人总派遣的军队人数为23540人，八国以日本派遣的军队人数最多，奥匈帝国派遣的人数最小只是象征性派遣50人，日本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

慈禧太后的仇外情绪，在1898年，光绪帝任用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行变法，因守旧派及后党亲贵借慈禧太后之力反扑而失败；各国多同情变法维新派，协助康、梁等人逃离中国。事后，太后软禁皇帝于中南海瀛台，甚而欲废帝改立，又遭各国强烈反对而不敢付诸行动，使她怀恨在心。加之甲午战败后，列强纷在中国强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也增长了慈禧太后的仇外情绪。

义和团原为山东省一些学习神打的拳民组织，初八国联军首领西摩尔

为山东巡抚毓贤利用来抗衡教会、威吓教民脱离基督教会；后在各国压力下，清廷改派袁世凯入鲁取缔，义和团乃转移至顺天府、涿州等地，京师亦渐有拳民活动。

义和团爆发的根本原因：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列强大为恐慌，他们纷纷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消灭义和团。在外国压力下，实际掌握政局的慈禧太后多次发布严禁义和团的上谕并组织军队进行围剿。但由于多种原因，一时难以扑灭义和团。在北京北堂（西什库教堂，当时是中国天主教的总堂）主教樊国梁的建议下，列强遂于5月28日提出派出“使馆卫队”进入北京，清政府先是拒绝，后被迫于31日同意，但提出“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结果列强先后派出400多人进京。后来列强又派遣西摩尔带领2000人前往北京，这些行为对清政府形成了严重威胁。对此，清政府一面继续发布镇压义和团的命令以消除列强派兵的理由，一面又调集军队进入北京以防不测。对外国人抱有敌意的董福祥所率领的武卫后军（甘军）即在6月9日被调入北京驻守，6月11日，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尔联军，在永定门外被甘军所杀。事后，大臣荣禄亲赴日本使馆道歉。

列强向北京强行进军和义和团抵御外**队，使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清政府于6月5日派赵舒翘和何乃莹，6月6日派刚毅去涿州“劝散”义和团，实为考察情况。结果刚毅的态度是“力言拳民可恃”，赵舒翘等也赞成采取招抚的措施。再加之载漪等官僚的鼓动，清政府逐渐开始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从6月10日起，在清朝官员的默许下，义和团开始大量进入北京。在初期，义和团与北京的外国人关系紧张，但并未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

在使馆卫队入京后，以德国公使克林德为首的部分瓦德西

外国外交人员一味使用武力解决问题。6月14日，克林德带领水手一排行于内城之上，发现有沙地有义和团练习，即毫不迟疑发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庚子使馆被围记》）。此后使馆卫队开展了“猎取拳民行动”，多次主动攻击义和团员，结果导致愤怒的义和团在北京到处焚烧教堂和攻杀教民，并殃及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而克林德本人则在6月20日去总理衙门交涉时与神机营章京恩海相遇，并被后者射杀，酿成着名的“克林德事件”。

6月10日，列强不顾清政府的阻拦，正式组建八国联军，由在级别最高的英**官西摩尔为统帅，美**官麦卡加拉为副统帅，率军自天津向北京进发，有论者以此为八国联军侵华的标志。

当时，慈禧信任闭塞愚昧的守旧大臣，竟听信毓贤之言，相信团民能“刀枪不入”、“枪炮不伤”，欲借助义和团之力排外；她派军机大臣刚毅往涿州视察，刚毅回奏称：“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在部分朝廷亲贵支持下，义和拳开始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大举进京勤王，反抗外国列强国瓜分中国的行径。拆电线、毁铁路，并攻进天津租界，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利益收到损害，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

1900年6月17日（清光绪26年）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2日集兵二万自天津沿运河两岸进发，在廊坊受义和团围攻，（史称廊坊大捷）兵败后加大兵力一举占领廊坊，8月14日凌晨来到北京城外向北京发起总攻，至16日晚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遂逃往西安，而派奕匡和李鸿章与联军谈和。9月德国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被推为联军总司令来华。联军陆续增至十万，由京津出兵，分侵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内。此间，俄国又单独调集步骑兵十七万，分六路侵占中国东北。12月联军提出《议和大纲》，迫使清政府全盘接受，并于1901年9月7日（清光绪27年）签署了《辛丑条约》。后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常驻京津、津榆两线，其余撤兵回国。

八国联军乘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