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吧！我很不舒服……”狄莫夫在门后面说道。可以听见他向沙发走去和躺下来的声音。“去吧！”又含含糊糊地听见他的说话声。

“这是怎么一回事？”奥丽加·伊万诺夫娜想道，吓得全身发冷。“要知道，这是很危险的啊！”

这时她毫无必要地拿着蜡烛走进自己的卧室里，在这里，她思考了一下该做些什么。她无意中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一张被吓得苍白的脸，高袖口的短上衣，胸前的黄褶子和裙子上的特殊的花纹。她觉得自己既可怕又可恶。她突然感到非常对不起狄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宽厚无边的爱情，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也对不起这张他已好久没有睡的被冷落了的小床。她想起了他那惯常的、温和的、恭顺的笑容。她痛哭了一场，给科罗斯杰列夫写了一封信。当时已是深夜两点钟了。

八

第二天早晨快到八点钟时，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由于没有睡好觉而觉得脑袋发沉，她没有梳头，样子难看，并带着惭愧的表情走出了卧室。这时有一位留着黑胡子的先生，看样子是医生，从她旁边走过，进了前厅。房间里散发着药味。书房门边站着科罗斯杰列夫，他用右手捋着左边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放您进去。”科罗斯杰列夫阴沉地对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说。“会传染的。是的，其实您不必进去。他一直在说梦话。”

“他真的得了白喉吗？”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小声问道。

“这是铤而走险，该送交法庭。”科罗斯杰列夫自言自语说，没有回答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的问话。“您知道他是怎样被传染的吗？星期二那天，他用吸管去替一个男孩子吸白喉黏膜。这是为什么呢？愚蠢……真是糊涂……”

“这病危险吗？很危险？”奥丽加·伊万诺夫娜问道。

“是的，这是很厉害的病。其实应该把希列克请来才对。”

一个小个子、红头发的人过来了，他的鼻子很长，说话带有犹太人的口音；然后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驼背、头发蓬松，像一个大助祭；后来又来了个很胖的青年，红脸、戴眼镜。这是医生们为自己的同事轮流值班。科罗斯杰列夫值完班后没有回家，而是留了下来，像影子似的在各个房间里徘徊。女仆为值班的医生们端茶，并常要到药房里去。因此没有人去收拾房间。周围是一片静寂和凄凉。

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坐在自己的卧室里。她在想，这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因为她欺骗了丈夫。这个沉默寡言、毫无怨言、不可理解的人由于其温顺而失去了个性，由于其多余的善良而失去了性格，变得软弱无力。现在他又自己待在一个地方，躺在长沙发上，孤独地受苦，无怨无悔。如果他能说出一些抱怨的话来，哪怕是在呓语中，值班的医生也会知道他的毛病不仅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杰列夫——他是什么都知道的。难怪他在看朋友的妻子时，其眼睛好像在说：她才是真正的主犯，而白喉只不过是同谋犯而已。现在她已经不去回想那伏尔加河的月夜，也不去回想什么爱情的独白，更不去回想什么农舍里的诗意的生活了，只想到，她由于空虚的怪想，由于娇生惯养，已经把自己全身包括手和脚都用又脏又黏的东西染污了，永远也洗不干净了……

“唉，我撒谎撒得太可怕了！”她寻思道，想起了她与里亚博夫斯基那段不安的爱情。“真是该死！……”

四点钟时她和科罗斯杰列夫一块儿吃午饭。他什么也没有吃，只喝了点红葡萄酒，眉头紧皱；她也是什么都没有吃。她有时心里暗自祈祷，向上帝起誓，如果狄莫夫的病好了，她将再爱他，并做他的忠实的妻子。有时她又遐想出神，瞧着科罗斯杰列夫，心想：“做一个普普通通、毫不出色、默默无闻的人，再加上满脸的皱纹和不懂礼貌，难道不乏味吗？”有时她又觉得上帝会立即杀死她，因为她由于害怕传染，一次也没有进过丈夫的书房。总之，她已经心绪麻木、沮丧，并且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挽救了……

饭后天变黑了。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杰列夫正在卧榻上睡觉，用一个金线绣的绸枕头垫着脑袋。“希——普阿……希——普阿。”他在打鼾。

值班的和不值班的医生都没有发现这种杂乱无序的现象。有陌生人在客厅里睡觉、打鼾也好，墙上挂着种种画稿也好，稀奇古怪的环境也好，以及女主人头发蓬松、衣冠不整也好，如今这一切都不能引起人们丝毫的兴趣。有一位医生无意中不知为什么笑了一下，这笑声听起来颇为古怪，而且有些胆怯，甚至令人害怕。

当奥丽加·伊万诺夫娜第二次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杰列夫已经不睡觉了，而是坐着抽烟。

“他得了鼻腔白喉症，”他小声说，“心脏也跳得不正常了。真的，事情不妙。”

“那您就去请希列克来吧，”奥丽加·伊万诺夫娜说。

“希列克已经来过了。就是他发现白喉已经转移到鼻子里了。唉，希列克又能怎么样！实际上，希列克也毫无办法。他是希列克，而我是科罗斯杰列夫——如此罢了。”

时间过得很慢。奥丽加·伊万诺夫娜和衣躺在一张从早晨起来就没有收拾过的床上，她迷迷糊糊地觉得，整个住宅，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放着一大块铁，只有把这块铁搬开，大家才能快活起来，轻松起来。醒来后她才想到，那不是铁，而是狄莫夫的病。

“静物画，波尔特……”她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