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狗，它们是他结婚时作为妻子的嫁妆一齐收下的。那些房间里，特别是早晨，总有一股动物园的气味，而且无论如何也消除不了这种气味。那些猫和狗还常常打架。凶恶的木什卡一天要喂十次，它还像过去那样，不认尼基丁，依然对着他呜呜叫：

“呜……汪汪汪……”

有一次，在大斋日，他在俱乐部玩牌，半夜才回家。天下着雨，很黑，路上很脏。尼基丁心里有些不痛快，无论如何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在俱乐部打牌输了十二个卢布？还是因为付账时有位牌桌上的对手说了句尼基丁有的是钱（这显然是指他妻子的陪嫁）的话？他并不可惜那十二个卢布，对手的话也没有可让他生气的地方，但他仍旧感到心里不痛快，甚至都不想回家去。

“呸，多么不好！”他自言自语地说，在路灯旁边停下来。

他忽然意识到，他之所以不可惜那十二个卢布，是因为那钱是白白得来的，如果他是一个工人的话，他就会明白每一个戈比的价值，就不会不在乎输赢了。而且，他在想，他的所有的幸福都是白白得来的，对他来说，实际上就像药品对于健康人一样，是一种奢侈品；如果他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为一块面包而苦恼，为生存而奋斗；如果他劳累得腰酸背痛，这时晚饭、温暖舒适的住宅和家庭的幸福才会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奖励和装饰品，而现在，这一切都只有一种奇怪的、不明确的性质。

“呸，多么不好！”他重复一遍，他很明白，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不妙的预兆。

他回到家时，玛尼娅已经躺下睡觉了，呼吸均匀，脸带笑容，看来她睡得很舒服。她身边蜷缩着一只白猫，白猫在打呼噜。当尼基丁点上灯，开始抽烟时，玛尼娅醒了，并急急地喝了一杯水。

“我饱吃了一顿果冻，”她说，笑了起来，“你到我娘家去了吗？”她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没有，没有去。”

尼基丁已经知道，波利扬斯基接到了调到西部一个省去的调令，并且已经在城里做辞行的事宜。可是近来瓦丽娅却在他身上寄了很大的希望，所以岳父家里变得很沉闷。

“傍晚瓦丽娅来过了，”玛尼娅坐起来说，“她什么也没有说，但从脸上可以看出，她心里有多么难过。可怜的人！我现在可是看不惯这个波利扬斯基，又矮又胖，皮肉松弛，走起路来或跳起舞来，两只腮帮子就抖动……我不会看中这种人。不过，我以前总还认为他是个正派人。”

“我现在也还认为他是正派人。”

“可是他为什么对瓦丽娅这样不好呢？”

“有什么不好呢？”尼基丁问道，开始对那只正在躬着背伸懒腰的白猫感到有一种敌意，“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向她求过婚，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