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院子里，车里坐着的就是那两个姑娘中的一个，是年纪大一点的那个。她是带着捐款名册来为遭火灾的人募捐的。她没有看着我们，而是非常严肃而详细地对我们讲述了西雅诺沃村烧了多少房屋，有多少农夫农妇和孩子们无家可归，救济委员会首先打算采取什么措施，而她现在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她让我们签了单之后，把单子收起来，便立即跟我们告别。

“彼得·彼得罗维奇，您把我们全忘了，”她对别洛库罗夫说，伸给他一只手，“您来吧，如果某先生（她说出了我的姓）想看看他的才能的崇拜者如何生活而光临寒舍的话，妈妈和我都会很高兴的。”

我点了点头。

她走了之后，彼得·彼得罗维奇便讲开了。据他说，这个姑娘上流社会出身，名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娃，她和母亲及妹妹住的田庄，和池塘对岸的村庄一样，都叫舍尔科夫卡。她的父亲从前在莫斯科地位显赫，去世时是三等文官。沃尔恰尼诺娃一家虽然财产丰厚，却一直住在乡下，夏天冬天从不离开。莉季娅是舍尔科夫卡村地方自治会办的学校里的一名教师，每月领取二十五卢布的薪俸。她只用这些钱开支自己的生活费，并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骄傲。

“一个很有意思的家庭，”别洛库罗夫说，“或许我们哪一天到她们家一趟吧，她们会很高兴的。”

那是一个假日，吃过午饭后，我们想起了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于是就动身到舍尔科夫卡去了。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林娜·帕甫洛夫娜以前大概是个美女，而今却肥胖而萎靡得与年龄不相称，害着哮喘病，忧郁、精神恍惚，极力与我聊绘画。她从女儿那儿得知我可能到舍尔科夫卡来，便连忙回想起她在莫斯科画展上看过的我的二三幅风景画，现在她就问我那几幅画里想表现什么。莉季娅，或者按家里的称呼，莉达，则跟别洛库罗夫比跟我谈得更多。她脸无笑容，表情严肃地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会去任职，为什么迄今一次地方自治会的会议都不参加。

“这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地说，“不好，应感到害臊。”

“对，莉达说得对，”母亲附和着说，“是不好。”

“我们整个县现在是巴拉金一手遮天，”莉达转身对着我继续说，“他自己是参议会主席，并把所有的职位都分给了侄儿们和女婿们，为所欲为。必须进行斗争。青年人应当结成强有力的一派。可是您看，我们的青年怎么样呢？羞耻啊，彼得·彼得罗维奇！”

妹妹燕尼娅在我们谈论地方自治会时没有说话。她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在家庭中她还不被认为是成年人，而是还像小姑娘一样，被称作米修斯，因为她小时候曾称呼过她的家庭女教师为MИCC 。她一直好奇地瞧着我。我在翻阅相册时，她便给我讲解“这是舅舅……这是教父”，并用小手指指着照片，这时她就像小孩子那样，用自己的肩膀碰碰我。我离她很近，看见她那柔弱的、尚未发育起来的胸脯，瘦小的肩膀、发辫和用腰带勒紧的苗条身材。

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在花园里散步、喝茶，然后有很长时间用晚饭。在有圆柱的又大又空的厅里住过之后，来到这个不大的却是舒适的房子里，墙上既没有粗俗的彩色画，大家对仆人又以“您”相称，我心里觉得很自在，又由于有莉达和米修斯在场，我感到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洋溢着一片正派的氛围。晚饭后，莉达再次跟别洛库罗夫谈论地方自治会，谈论巴拉金，谈论学校图书馆。这是一个活跃、真诚、有坚定信念的姑娘，听她说话很有趣，尽管她说得太多，声音很大，也许是因为她在学校里讲课已经习惯了。可是我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却是从大学时代起，就养成了把一切谈话都归为争论的习气，说起话来枯燥、乏味、冗长，总想显示自己是个聪明、进步的人；他打手势的时候，袖子把调味汁碟子打翻了，弄得桌布湿了一大片，不过除了我之外，似乎谁也没有注意这一点。

我们回家时，路上一片漆黑、静寂。

“良好的教养不在于你没把调味汁洒在桌布上，而在于，当别人做出这件事时，你不说出来，”别洛库罗夫说，并叹了一口气，“是的，了不起，是一个有教养的家庭。我落在优秀人们的后面了，唉，完全落伍了！都是由于事务，事务！事务！”

他说，一个人要想做一个模范的农业经营者，就不得不去做许多工作。我却在想：你是个多么笨拙的懒人！他一旦严肃地谈起什么事，就会紧张地拖长声音说“唉，唉，唉……”他做事也像说话一样：慢慢吞吞，拖拖拉拉，错过时机。对他的办事能力我是不大相信的，因为我托他到邮局寄过信，他竟把信几个星期揣在自己口袋里，忘了寄出去。

“最难受的是，”他走在我旁边时对我说，“最难受的是，你不停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点同情也得不到！”

二

此后我便经常到沃尔恰尼诺娃家去，通常都是坐在露台下一层的台阶上。我不满意自己，心里感到难受，为自己的生活惋惜。生活过得如此之快，而且没有意思。我老是在想，我的心那么难受，能把它从胸膛里掏出来就好了。正在这样想的时候，露台上有人说话了，听得见衣服的窸窣声和翻书页的声音。我很快就熟悉了这里的情况：白天，莉达给病人看病，分发书籍，她常常不戴帽子，而是打着阳伞到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