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而受尽折磨，我一直是个穷光蛋，是个流浪汉，可是您呢，您是健康的正常人，是地主、老爷，您怎么会生活得这么没趣，向生活索取得这么少呢？您为什么，比方说，迄今没有爱上莉达或者燕尼娅呢？”

“您忘记了，我爱的是另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说。

他说的是他的女朋友柳波芙·伊万诺夫娜，他跟她同住在厢房里。我每天都看见，那个非常丰满的、又胖又严肃的女人，像一只养肥了的母鹅，在花园里散步，她穿一身俄式服装，戴着串珠，老是打着阳伞，仆人时而叫她吃东西，时而叫她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间厢房做别墅，就这样，在别洛库罗夫家里住了下来，看样子，要长期住下去了。她比别洛库罗夫大十岁，而且对他管束得很严，他每次要外出时，都得先得到她的准许。她经常号啕大哭，声音大得像男人的嗓门。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派人去告诉她，如果她再这样号叫，我就从这里搬走。于是她就不哭了。

回到家里，别洛库罗夫便坐在长沙发上，皱起眉头沉思起来，我则在大厅里踱步，内心一阵微微的激动，好像是在谈恋爱一样。我很想谈谈沃尔恰尼诺娃家的事。

“莉达只能爱和她一样的对医院和学校着迷的地方自治工作者，”我说，“噢，为了这样的姑娘，不仅可以做地方自治工作者，甚至可以像神话里说的那样，穿破铁鞋呢。而米修斯呢？这个米修斯多么可爱啊！”

别洛库罗夫“唉，唉，唉……”拖长声音地讲起了世纪病——悲观主义。他说得很肯定，听他那口气，好像我在跟他争论似的。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不住地说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离去，这时你会苦闷至极，哪怕方圆几十俄里被烧光的草原的荒凉和单调也不致引起如此的苦闷。

“问题不在于悲观主义，也不在于乐观主义，”我气愤地说，“而在于一百人中九十九人都没有头脑。”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是在说他，他生气了，便走了。

三

“公爵在马洛焦莫沃做客，他问候你，”莉达从什么地方回来后对母亲说并脱下了手套，“他讲了许多有趣的事……还答应在省的会议上再次提出在马洛焦莫沃建立医疗站的问题，不过他说，希望不大。”然后她转身对我说：“对不起，我忘记了，您对这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感到愤懑。

“为什么不感兴趣呢？”我耸耸肩膀问道，“是您不想知道我的意见，不过，我向您保证，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

“是吗？”

“是的，依我看，马洛焦莫沃根本不需要设医疗站。”

我的愤懑也激怒了她，她眯缝着眼睛瞧着我，问道：

“那么需要什么呢？风景画吗？”

“风景画也不需要。那里什么也不需要。”

她脱下手套，打开邮递员刚从邮局送来的报纸。过了片刻，她又小声地说（她显然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上星期安娜难产死了，如果附近有医疗站的话，她就会活下来。我觉得，风景画家先生们在这一点上，也该有点信念吧。”

“在这一点上我有很明确的信念。我向您担保。”我回答说，而她却用报纸遮住脸，好像不愿意听似的。“据我看来，医疗站、学校、图书馆、药房在现今的条件下都只能为奴役服务。人民被一条巨大的锁链锁着，您不去砍断这条锁链，反而去增加新锁链的环节。这就是我的信念。”

她抬起眼睛看着我，并讥讽地微笑了一下。我却极力抓住自己的主要思想，继续说：

“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安娜死于难产，而在于所有这些安娜们、玛芙拉们、彼拉盖雅们从早到晚都在弯腰操劳，由于超强度的劳动而生病，一辈子都在为饥饿和生病的孩子们颤抖，一辈子都在害怕死亡和疾病，一辈子都在治病，过早地凋萎，过早地衰老，在污秽和臭气中死去。她们的孩子长大后也是走这条老路。这样已经过去几百年了，千百万人都是只为一块面包而生活得比牲畜不如，永远担惊受怕。他们的处境的全部灾祸就在于，他们无暇考虑自己的灵魂，无暇想起他们的形象和样式。饥饿、寒冷、牲畜般的恐惧、沉重的劳动，雪崩似的把他们通向精神活动的道路全都堵死了，而精神活动却正是人与牲畜的区别所在，是唯一使人值得生活的东西。您拿医院和学校去帮助他们，可是这些东西并不能把他们从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是相反，使他们受更大的奴役，因为您给他们生活中带来新的偏见，给他们增添了更多的需求，且不说他们为了买班蝥膏和书本就得付钱给自治会。所以，他们的腰就弯得更厉害了。”

“我不要跟您争论，”莉达放下报纸说，“这我已经听见过了。只对您说一点：不能袖手旁观。不错，我们不能拯救全人类，也许我们有很多错误，但是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所以我们是对的。一个文化人的最崇高最神圣的任务就是为他人服务，我们想办法尽我们所能去服务。您瞧不上这个。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人做事不能让人人都满意。”

“对，莉达说得对。”母亲说。

莉达在场时，母亲总是显得胆子小，一边说话，一边不安地瞅着她，生怕说出什么多余的或不合适的话来；她从来不反对她的话，总是附和着她：对，莉达说得对。

“农民识字，那些带有训导或俏皮话的书本，那些医疗所都既不能减少无知，也不能减少死亡率，就像从你们窗户里射出来的阳光不能照亮整个巨大的花园一样，”我说，“您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