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俩都很亲近的女人画成可笑的样子。我认为我有责任让您相信，我与此事毫无关系……我没有做任何可以为这种讥讽做口实的事情，相反，我任何时候的行为举止都是一个完全正派的人。’

“柯瓦连科噘着嘴坐着，一言不发。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接着又用忧郁的声调小声地说：

“‘我还有一点事要对您说。我已经从教多年了，而您刚刚开始工作，作为一个老同事，我认为有责任对您提出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游戏对一个青年教育者来说，是很不体面的。’

“‘为什么呢？’柯瓦连科用男低音问道。

“‘这难道还要解释吗？米哈依尔·萨维奇，难道您不明白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么学生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他们就只有用头顶着地走路了！既然当局没有通令允许这样做，那就是不行。昨天我大吃一惊！当我看见您姐姐时，我眼前都发黑了。女人或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说实在的，您到底想干什么呢？’

“‘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警告您，米哈依尔·萨维奇。您是青年人，前途远大，您要十分谨慎小心才成，而您却如此马虎大意。哎呀，如此马虎大意。您穿绣花汗衫，经常在大街上提着书走来走去。而现在又骑自行车。您和您的姐姐骑自行车的事会让校长知道的，然后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我和我姐姐骑自行车，这不干任何人的事！’柯瓦连科说，涨红了脸，‘谁要是干涉我的家事和家属的事，我就叫他妈的滚蛋！’

“别里科夫脸色煞白，站了起来。

“‘要是您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那我们就谈不下去了。’他说，‘我要求您永远不要在我面前这样地谈论上司，您应该尊敬当局才对。’

“‘难道我对当局说了什么坏话吗？’柯瓦连科问道，生气地看着他，‘请您不要打搅我。我是个正直人，我不想跟您这样的先生谈话，我不喜欢告密者。’

“别里科夫神经质地慌乱起来，急忙穿上大衣，脸上显出害怕的表情。要知道，他有生以来头一回听到如此不礼貌的话。

“‘您要说什么，随便吧，’他一面说，一面走出前堂，来到楼梯台阶上，‘我只是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曲解和闹出什么乱子来，我应该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基本要点，向校长先生报告一下。我必须这样做。’

“‘报告？去吧，去报告吧！’

“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猛地一推，别里科夫就顺着楼梯滚下去了，他的套鞋啪啪地响。楼梯高而且陡，不过他滚到下面却平安无事。他站起来，摸摸鼻子，看眼镜碰碎没有。可是，正当他从楼梯上滚下来时，恰巧瓦莲卡回来了，还带了两位太太，她们站在下面并瞧着他——这对别里科夫来说比什么都可怕。看来，哪怕是摔断了脖子和两条腿，也比成为取笑的对象要好些，因为，这下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并将传到校长的耳朵里，传到督学的耳朵里。哎哟，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人家又会来一幅漫画，其结果就会命令他辞职……

“当他站起来时，瓦莲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可笑的脸，揉皱的外衣和套鞋，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还以为是他自己意外地摔下来的，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整所房子都听得见：

“‘哈哈哈！’

“这响亮的有节奏的‘哈哈’笑声把一切都结束了：做媒求亲的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也结束了。他没有听见瓦莲卡说了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他回到家里，首先是把桌上放着的瓦莲卡的照片拿掉了，然后便躺下来，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

“大约过了三天，阿法纳西来找我，问我要不要派人去请医生，因为，据说他主人有点毛病。我便去看别里科夫。他躺在帐子里，盖着被子，不言语：不管你问什么，他都回答‘是’或者‘不是’，别的什么也不说。他躺着，阿法纳西则在他旁边走来走去，满脸忧郁，愁眉不展，深深地叹气，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像酒馆里的烈酒气味。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大家都去给他送葬，就是说，两个中学和一个宗教学校的人都去了。如今他躺在棺材里，表情温顺、愉快，甚至高兴，好像他在庆幸自己终于被装进了套子里，永远也不用再从套子里出来了。是啊，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天公好像也在对他表示敬意，他出殡的时候，天色变得阴暗，下起雨来了。我们全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莲卡也参加了葬礼。当棺材放进墓穴时，她哭了几声。我发现，乌克兰女人总是不是哭就是笑，中间的心情她们是没有的。

“说实在话，埋葬别里科夫这种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是我们谁也不愿意流露出这种快活感。我们从墓地回来时，大家的表情是谦逊而忧郁的。那种快活感就像我们许久以前做孩子的时候，当大人不在家，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自由的那种感觉。哎呀，自由啊，自由！甚至哪怕只是一种暗示，一种可能得到自由的微弱的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地回来后，心情很好。可是还没有过去一个星期，生活又和原先一样了：严峻、厌倦、乱七八糟。这样的生活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可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许可啊。情况并没有好转。事实上，人们虽然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还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