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探花，东林党领袖之一，文章名满天下。天启年间因反对魏忠贤被罢官，后面又起复。此人确有些文人傲气，也有些党人习气，但说他会“居乡不法”……

崇祯想起去年钱谦益上的一封奏疏，其中写道：“今之朝政，不在寇盗，不在边患，而在士大夫各立门户，以空言相争，以实利相图。”这话，当时觉得刺耳，现在看来，竟是预言。

“来人！”崇祯忽然道，“传旨：钱谦益、瞿式耜一案，移交三法司会审。张汉儒诬告大臣，先行收监。”

他要看看，温体仁会如何应对。

七月初一，早朝。

太和殿上，文武百官肃立。崇祯高坐御座，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每个人都低眉顺眼，每个人心里都在算计。

“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鸿胪寺官唱道。

温体仁出列：“臣有本奏。礼部侍郎钱谦益、给事中瞿式耜，居乡期间勾结地方，欺压良善，收纳贿赂，证据确凿。请陛下下旨严惩，以正朝纲。”

话音落地，殿中气氛骤然紧张。

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济立即反驳：“温阁老所言‘证据’，不过是一监生张汉儒的诬告之词。张汉儒何人？不过是个屡试不第的宵小，其言岂可轻信？倒是臣听闻，张汉儒已供认受人指使，诬陷大臣！”

温体仁面色不变：“唐大人说受人指使，不知受谁指使？可有证据？”

“你！”唐世济语塞。曹化淳给的供状，涉及内监，他不敢当廷拿出。

吏科给事中章正宸出列：“陛下！钱谦益乃天下文宗，清望素着。若因一宵小诬告便下诏狱，恐寒天下士人之心！臣请释钱、瞿二人，严惩诬告者！”

“臣附议！”

“臣附议！”

东林一系的官员纷纷出列。崇祯冷眼旁观，数了数，约三十余人——不到朝臣总数的二成。温体仁那边虽未说话，但眼神交换间，已有四五十人隐隐站在他身后。

这就是现状：东林势微，温党当道。

“陛下，”温体仁再次开口，语气沉痛，“臣非与钱谦益有私怨。然国法昭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若因钱谦益是名士便法外开恩，则国法何在？纲纪何存？”

这话冠冕堂皇，无可挑剔。

崇祯终于开口：“此案，朕已命三法司会审。在审结之前，钱、瞿二人暂押诏狱，但不许用刑。张汉儒诬告大臣，收监候审。”

这是一个折中方案：既未释放钱谦益，也未如温体仁所愿立即定罪。

温体仁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但很快恢复平静：“陛下圣明。”

退朝后，崇祯回到乾清宫，疲惫地靠在椅背上。

王承恩禀报：“温阁老退朝后，召集田尚书、张尚书等在文渊阁议事，至午时方散。”

“议什么？”

“奴婢不知。但听说……温阁老很是不悦。”

崇祯冷笑。不悦？恐怕不止是不悦。

果然，下午，弹劾钱谦益的奏疏如雪片般飞来。有弹劾他“结党营私”的，有弹劾他“诗文谤讪”的，甚至有人翻出二十年前的旧账，说他主持乡试时“取士不公”。

与此同时，为钱谦益辩护的奏疏也不少。双方在文字上激烈交锋，互相攻讦，把朝堂变成了战场。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大明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候——陕西饥荒，人相食；河南流寇，破州县；辽东清军，虎视眈眈。

崇祯看着这些奏疏，忽然觉得无比荒谬。他的臣子们，不去想如何赈灾，如何剿寇，如何御敌，却在为一些陈年旧账、门户之见吵得不可开交。

“传杨嗣昌。”他忽然道。

七月初三，督师辅臣杨嗣昌从前线赶回北京。

这位被崇祯寄予厚望的能臣，如今也是焦头烂额。在乾清宫西暖阁见到皇帝时，他跪地请罪：“臣无能，剿寇不力，请陛下治罪。”

崇祯亲自扶起他：“爱卿辛苦。前线情形如何？”

杨嗣昌苦笑：“李自成跳出商洛山后，聚众数万，流窜陕豫之间。臣调左良玉等人围剿，然诸将各怀心思，不肯用命。有的要粮要饷，有的要官要爵，还有补充兵员……互相掣肘，剿寇难成。”

“粮饷呢？”

“户部拖欠三月，将士怨声载道。”杨嗣昌压低声音，“臣听闻，不是户部无银，而是……温阁老有意卡着。”

崇祯脸色一沉：“为何？”

“温阁老与臣父杨鹤有旧怨。”

杨嗣昌直言不讳，“当年臣父任三边总督，主抚失败下狱，温阁老曾落井下石。如今臣督师剿寇，温阁老自然……”

又是党争！连剿寇大事，都要受党争影响！

崇祯强压怒火：“你需要什么，直接奏朕。朕让内帑拨银。”

“谢陛下。”杨嗣昌犹豫片刻，“还有一事……河套李健，陛下如何处置？”

提到李健，崇祯心情复杂。那个在奏疏中恭顺，在实际上割据；那个能大败清军，却不受节制的都督。

“你以为呢？”

“臣在河南，闻河套事甚详。”杨嗣昌谨慎措辞，“李健确有不臣之举，然其治下安定，兵强马壮，又能破虏。当此多事之秋，不宜再树强敌。臣以为……当行羁縻之策，加官晋爵，稳住他。待中原平定，再作计较。”

这番话，与温体仁的建议不谋而合。但崇祯听出了区别：温体仁是想“以汉制汉”，让李健与流寇互相消耗；杨嗣昌则是真心想稳住北方，专心剿寇。

“朕已封他为五府总督。”崇祯道，“但他要的，恐怕不止这些。”

“他要的，是河套。”杨嗣昌一针见血，“陛下给他，他便暂时安稳；不给他，他也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