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号。

人口账簿上的数字，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正式突破了“三百万”大关。

统计司的主事老王拿着最新报表冲进都督府时，激动得差点被门槛绊个跟头。

“总、总督！破了！破了！”

李健正在和顾炎武讨论地方教育问题，闻言吓了一跳：“什么破了？城墙破了？”

“是人口破了！三百万零八千六百四十二人！”老王把报表拍在桌上，手指都在颤抖，“这才几年啊！崇祯七年咱们刚站稳脚跟时，连老带小加一块还不到五十万！”

顾炎武接过报表细看，也不禁动容：“吸纳流民、鼓励生育、吸引商贾……诸多举措并施，方有今日之盛。总督，”他抬头看向李健，“你这套‘组合拳’，打得漂亮。”

李健倒是相对平静。他走到墙边那张巨大的河套地图前，目光从西到东缓缓扫过。

地图上，原本代表控制区的红色已经连成一片，像一块巨大的暖色拼图，嵌在黄土高原与蒙古草原之间。

“地盘大了，人多了，麻烦也就跟着来了。”李健转身，苦笑道，“二位是不知道，昨天一天，光送到我这儿需要‘总督定夺’的公文就有三十七份——从两村争水打架，到税吏贪污五两银子，再到有商队被劫……我这儿快成开封府衙了。”

顾炎武捋须沉吟：“确实。以往地小人少，靠您带着核心层亲力亲为尚可应付。如今幅员千里、人口百万，若再事必躬亲，纵有三头六臂也难周全。”

“所以，”李健拍拍手，“是时候搞个‘升级版’的管理系统了。”

三月初，河套都督府核心扩大会议在新建的“议事堂”召开。

这建筑颇有意思：整体呈圆形，座椅呈扇形环绕中央讲台，取“众人平等议事”之意。与会者除了李健、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核心人员，还有各府主官、学院毕业生、军队代表、工坊行会代表、甚至还有几位“模范村长”——真正是五花八门，济济一堂。当然我们的卢阎王也被允许旁听。

李健开门见山：“今天只议一件事：咱们这套草台班子，该怎么升级成正经的行政体系。”

会场安静了一瞬，随即炸开了锅。

“早该如此！”

一个知府第一个站起来，“下官手下现在管着三县二十一镇，光每日批阅文书就要两个时辰，还得下乡巡查、审理案件、督促春耕……恨不得会分身术！”

榆林的代表是位老边军出身的主簿，说话直来直去：“别的俺不懂，俺就知道，现在征兵、练兵、还有民兵以及后勤全搅在一块，乱！该有个专门的‘军事衙门’！”

工坊行会的代表是个精瘦的中年人，操着江南口音：“李总督，各工坊现在产量上去了，可原料采购、货物销售、匠人管理都是各搞各的，内耗严重啊。能否设个‘工务司’统一协调？”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现状的痛点扒了个底朝天。李健让人一一记录，等声音稍歇，他才走到中央一块大木板前——板上已经画好了初步框架。

“诸位说的都在理。综合大家意见，再借鉴古制、参考泰西，我初步设想了个三级体系。”李健拿起炭笔，在木板上边写边讲：

“最基层，每村由年满十八、定居满三年的村民，投票选出五到七人组成。负责本村的田亩登记、纠纷调解、公共建设、税粮征收——说白了，就是村里的领导班子。”

一位村长代表怯生生举手：“总督大人，这‘投票’怎么投？咱们祖祖辈辈都是里正、族长说了算……”

“简单。”

李健笑道，“全村开会，符合条件的每人领颗豆子，想选谁就把豆子投到谁碗里。得豆多的当选。试用三月，任期三年，干得不好，下次大伙就不投他了。”

底下响起嗡嗡的议论声。这法子新鲜，但细想却公平。

“中层，每区辖二十到三十个村，主官先叫‘区长’，副手若干。区长由上级任命，但必须从地方推荐人选中遴选——不能空降个完全不懂当地情况的人来。”

李健顿了顿，“区务所负责落实上级政令、统筹区域资源、处理跨村事务，算是承上启下的枢纽。”

“顶层，”李健的炭笔移到木板最上方，“设‘总理事务堂’，总揽全局。下设六司：

民政，管户籍、婚丧、赈济等民生事；

财政，管税收、预算、仓库；

军事，管征兵、训练、防务；

司法，管刑狱、律法；

工务，管工匠、营造、采矿；

教育，管学堂、书籍、教化。”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全场：“各司主官，由事务堂提名，经……”他故意顿了顿，“经‘河套全体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任命。”

“人民代表大会？”黄宗羲眼睛一亮，“这名字起得好！何谓‘代表’？如何产生？”

卢象升眼睛一亮，若有所思.....

“这正是接下来要说的。”

李健在木板旁又画了一个圈，“立法权，不归事务堂，而归这个‘民议大会’。初期由每村推举一名代表组成，每年开一次大会，战时另说！审议事务堂提案、制定根本律法、监督各司运作。大会闭会期间，设常驻代表十五人，处理日常事务。”

方以智抚掌：“妙！此乃‘君民共治’之雏形也！然则司法权又当如何？”

“司法独立。”李健写下这四个字，“设‘法院’，专司审判。法官由民议大会推举精通律法、德高望重者担任，终身任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罢免。法院依《河套约法》及大会立法断案，不受事务堂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