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包括一些不是进士的读书人，比如倪谦的儿子倪岳，名满京城的大才子；还有商辂的儿子商良臣，同样在国子监读书。

　　丘浚提出要严格规范关税标准：“天朝出口以茶叶、瓷器、丝绸等为大宗，与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做生意的都是腰缠万贯，收他们的税名正言顺——这时候就不要分什么士绅还是商贾了，统一标准，谁都不能少！”

　　丘浚实在窝了一肚子火，土地兼并为什么屡禁不止，除了土地买卖，投献土地也是一大原因。为什么自己的地要交给别人，平民要变成佃户？就是因为有利可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机会太过渺茫，小老百姓只想吃饱饭，不能参加科考就不参加吧，反正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指望儿孙考科举，不如想想改朝换代跟着打江山比较实在。明朝的田税是历朝最低——主要是朱元璋对农民有阶级感情，但罩不住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税收徭役，加起来不算少；地主官僚虽然黑心，但是只要投献了，最开始总要比朝廷要少那么一点，等到人家露出牙齿了，已经来不及了。

　　这些人贪小便宜吃大亏固然可恨，但更倒霉的是老实人。因为朝廷每年收多少田税是有定额的——照着以前老的黄册来，除非天灾皇帝下旨减免；现在该纳税的田地和人口都不见了，缺口就要由其他人来补，所以普通百姓光是承担朝廷的赋税，就比理论上的多出一半，再加上历朝皇帝横征暴敛，地方官员巧设名目，农民的日子过得着实艰难。

　　丘浚不是书香门第，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纳粮；可是父亲死得早，孤儿寡母的，鬼才知道那些年是怎么熬出来的。他母亲不是没想过投献土地，可是这样家里唯一的家当就彻底没了，何况青年守寡，总有些顾虑，朝廷官员虽然黑，但最多把人弄进大牢，地主的租子交不够，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丘浚从小听母亲诉说生活的艰难，愤恨之余，也不是没想过彻底解决的办法，那就是——要么都纳税，要么都不纳税。前者太惊悚，士绅一体纳粮，那是要被天下读书人骂死的，何况自己都穷成这样了，要纳税也拿不出；后者更不行。现在是农业社会，田税、人丁税外加盐税、茶税是政府财政主要来源，把农业税砍了，倒是高杆了，但钱从哪里来？总要有着落。

　　海关关税和工商业税不分阶层，大家也都没什么话——这年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确切的说是唯有做官高。公务员工资再少，士农工商，那也是排第一的。现在朝廷还是老实人多，尤其汪太后整顿吏治以后，都没想过下海，反而觉得读书人沾染了商贾的铜臭气息，再来谈读书人的特权就有点厚颜无耻；至于商人找到自己门下？——那不成官商勾结搞腐败了吗？坚决不行！

　　关税的事情说完，就该说工商税了——还是那句话，只有田赋人丁税士绅可以免交，既然你要干别的，就不要想着两边都能讨好。打着读书人的幌子跑去做奸商——读书人不背这黑锅。翰林院太史才是读书人的尖子，才能代表读书人；其他做生意的都是渣渣，哼！

　　奏疏相继堆到了汪太后的案头，当然现在不只是六部五寺打嘴巴官司了，地方也掺和进来——赏花会的事情实在太重要，第二天就通过邸报传到全国，因为关乎大家的吃饭问题，自然全国各地的奏疏就雪花一样的飞过来——离得近的先说，这会儿算是到齐了。赞成的很多，反对的声音更大，当然也有一部分出主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