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什么价，我也要上这艘船！”

李老板大笑起来，两只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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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共租界，宁波路与北京路交界处，

正元钱庄后堂，

桌子上摆着一只精致的西洋座钟，指针刚过上午九点。

坐在大掌柜席正甫对面的，是徽州茶帮的头面人物，胡庆馀。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不耐烦。

“我说，席大掌柜，”

胡庆馀终于打破了沉默，“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惊蛰已过半月，九江和汉口的茶市马上就要开秤。按照乾隆爷留下的老规矩，这时候上海滩的银子，该往江上走了。”

席正甫微微抬眼，作为上海滩最有权势的红顶买办之一，他既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代言人，又是钱庄界的无冕之王。

但此刻，他的掌心全是冷汗。

“今年雨水多，春茶上市晚，何必这么急？”

席正甫语气平缓，试图拖延时间，“正元的银船正在从苏州调拨的路上，再宽限三日……”

“三天？我看是三个时辰都难！”

胡庆馀猛地站起身，逼视着席正甫，“席大掌柜，别以为我们山里人不知道这黄埔滩发生了什么。

昨晚在四马路的茶楼里，人人都在传，说上海滩的银库早就空了！

说你们把原本该给我们茶商的银子，全都换成了花花绿绿的纸片子！”

胡庆馀从怀里掏出十几张皱巴巴的《申报》，上面的大幅广告全都是股票信息。

“往年这个时候，第一批五十万两现银早就装上了船。

现在呢？你给我的是什么？是这堆废纸吗？”

“席大掌柜，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北边的丝栈，南边的矿局，哪一家没压着你们正元庄的银子？你们拿着我们的本金去炒股票，放贷，现在我们急着用钱，你们却拿不出来？”

胡庆馀将报纸摔在地上，“茶农只认白花花的银子，不认你们这荆门矿还是鹤峰铜的股票！今天若是见不到三十万两现银，我胡某人就坐在这正元庄不走了。

到时候消息传出去，说席大买办的正元庄拿不出银子，我看这宁波路上几十家钱庄，明天还能不能开门！”

这句话击中了席正甫的死穴。

钱庄生意，全靠信用二字维持。一旦挤兑的风声传出，就像瘟疫一样，瞬间就能让整个上海钱庄体系崩塌。

席正甫停下了手中喝茶的动作。他不能说实话。

实话太恐怖了：上海滩的华人钱庄，确实没有银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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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墙之隔的前堂，正元钱庄的柜台上，年轻的跑街陈笙正看着外面排队的人群发呆。

那不是来存钱的人，而是来抵押股票借贷的人。

上海，正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癫狂——股票热。

自洋务运动兴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暴涨，让上海人第一次尝到了资本增值的甜头。今年开春，这种热情演变成了非理性的狂热。

陈笙记得清楚，就在三个月前，正元钱庄的银库里还堆满了发亮的墨西哥鹰洋（当时上海通用的贸易银元）和整齐的纹银。

那时候，银根松动，银行间借贷利率低得可怜。

为了追逐高利，几个大钱庄做出了一个决定：接受股票作为抵押品，

逻辑看似完美，投机客拿着股票来抵押，钱庄给出现银或庄票，投机客再去买更多股票，股价上涨，钱庄赚取高额利息。

然而，所有人都本能的忽略了一个季节性的死结：茶丝出口季。

每年三四月，是中国传统的出口旺季。巨量的白银必须从上海流出，逆长江而上，进入安徽、江西、湖北的产茶区，支付给茶农。这意味着，上海金融市场的“水”（银根）会被瞬间抽干。

“陈先生，这是平准股票公司新出的票子，您给估个价，我急着用钱。”

一个穿着长衫的教书先生模样的人，颤巍巍地递进一张花花绿绿的股票。

陈笙接过来看了一眼，心里一阵发苦。

但在账房先生的授意下，他还是得开出一张庄票。

此刻，席正甫在后堂闭目不言，他心里默默盘算，光宁波路，各钱庄放贷在股票上的资金恐怕已经高达两三百万两白银以上。

库存的现银已经见底，而茶帮像讨债的阎王一样堵在门口。

哪还有银子？

后堂内，气氛僵持不下。

席正甫站起身，走到门外，到了连廊上，外面是熙熙攘攘的宁波路，远处可以看到外滩汇丰银行大楼雄伟的轮廓。

或许，这是最后的希望？

通常情况下，当钱庄银根紧缺时，席正甫会利用他在汇丰的身份，向洋行申请短期拆借。

汇丰银行拥有巨大的白银储备，称得上是上海金融市场的中央银行。

但今天早上，汇丰大班经理的一封信，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信中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英文：hSbc will not finance any more speculation. （汇丰将不再资助任何投机行为。）

英国人比谁都精明。他们恐怕见不得华商的钱庄再这么利用他们的低息借款发财。

席正甫转过身，看着这帮茶商，眼神变得决绝。

今天如果不吐出现银，正元钱庄乃至整个洞庭山帮的声誉就毁了。

既然借不到银子，那就只能——卖。

“陈笙！”席正甫冲着门外大喊一声。

陈笙慌忙跑进后堂，“大掌柜？”

“传我的话给丝茶公所和柜台，”

“把库里压着的所有矿务股票，全部抛出！不管市价多少，全部斩仓！只要现银！”

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