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神父笑了。

　　“每个人都很开心，是吧，雷格？”她又说，“维尔弗雷德尤为高兴。”

　　“回忆起你哥哥那时的样子，肯定非常愉快，贝尔德博斯先生。”伯纳德神父道。

　　贝尔德博斯先生颔首。“我想是的。人们都说应该记住亡者最快乐的时刻。”

　　“不错。”伯纳德神父说，“如若不然，一点好处也没有。”

　　贝尔德博斯先生看着他的手。“我记得那是他最后一次对一切都那么——肯定。至于那以后，我不知道，反正他就是显得很……”

　　“显得怎么样？”伯纳德神父问。

　　贝尔德博斯先生环顾屋内众人，母亲微微眯起眼睛瞧着他，但这也足以让他注意到，并闭紧嘴巴。随即是片刻的沉默。贝尔德博斯太太摸摸她丈夫的一只手臂，他把手轻轻放在她的手上。母亲吹灭了手中的火柴。

　　“我想应该开始了。”她说。

　　伯纳德神父看看她，又看看贝尔德博斯先生。

　　“抱歉，雷格。”他说，“我不是有意让你难过。”

　　“噢，不用担心我。”贝尔德博斯先生说着，用一方手帕擦擦眼睛，“我没事。请您开始吧，神父。”

　　伯纳德神父打开《圣经》，把它交给我。

　　“为我们读一读，好吗，通托？”他说。

　　我把《圣经》放在膝盖上，读了耶稣为即将到来的迫害而给门徒所做的教诲。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母亲看着伯纳德神父，赞赏地点点头。这段经文是她的宣言。在家里，她把这段经文用华丽的书法抄写下来，镶在框里挂在厨房中，就像是用金色装饰的《圣经》中的一页。责任，或者说积极地表现出责任感，就是一切，而在母亲看来，无视召唤，不去参加宗教仪式，大概是最十恶不赦的罪恶了。她认为，男人至少应该考虑去做牧师，所有男孩子都应该去当祭坛助手。她说，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她很羡慕我有机会更靠近上帝，协助完成圣餐变体这样的奇迹，而她只能组织宗教庆典和慈善义卖。

　　自从我接受坚信礼以来，她多次说起让我去当祭坛助手，但都是随便说说，可当我们上次从莫林斯回来，母亲却不遗余力地让我穿上黑色长袍。是时候了，她如是说，很显然维尔弗雷德神父需要帮助。

　　“为了你哥哥，你也应该这么做。”她说，“他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

　　我想，当时我一口答应下来，她是很惊讶的。我愿意当祭台助手。我愿意成为上帝的仆人。最重要的是，我愿意去见识一下别人看不到的那部分教堂。

　　于是，当我长到十三岁，在一个下着雨的周六早晨，我穿过小路走向牧师宅邸，身着并不合身的米色西装，脑袋里牢牢记着母亲教过我的和牧师说话的礼节。是的，维尔弗雷德神父。不，维尔弗雷德神父。牧师和你说话，一定要回答。要显得很感兴趣。你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要像一个自出生那天起就去教堂的孩子。要注意发音。

　　邦丝小姐打开门，我向她说明来意。她让我进去，指指走廊里的一排椅子。还有一个男孩坐在那里，他显然遭受了粉刺的第一波猛烈攻击，喘气声很粗。他身上那套西装比我的更不合身，翻领上都是头皮屑和碎头发。他看着我，紧张地笑笑，伸出一只手。

　　“也是你妈妈让你来的？”

　　他叫亨利·麦卡洛，是个胖墩儿，脸上长满雀斑，比我大一点，将与我一起担任祭台助手，而且，他的任务不需要动脑子，只是捧着毛巾，或是把蜡烛摆正，还要在做弥撒之前打开风琴盖，并为邦丝小姐准备好凳子。

　　“是的，”我说，为了让他好过一点，“是她叫我来的。”

　　维尔弗雷德神父从餐厅出来，用手帕一角擦掉嘴边的早餐残渣。我们两个坐在那儿，他打量我们，从我们擦得锃亮的鞋子一直看到我们的分头。

　　“邦丝小姐，”他说着冲门口方向示意，“麻烦你了。”

　　“是的，神父。”

　　邦丝小姐从置物台拿下一把黑色雨伞，等维尔弗雷德神父系上长雨衣的扣子后，把伞交给他。他朝她露出一个难得的笑容，冲我们打了个响指，示意我们随他穿过砾石小路去教堂，一路上，他只给他自己打雨伞。

　　——●——

　　圣裘德教堂早就不在了，拆了，好腾出地方建公寓，记得它的人会为它扼腕哀悼，但我始终认为它是个极其丑陋的庞然大物。

　　它是一座大型棕色砖砌建筑，建于19世纪末，当时，天主教再度兴旺起来，信教的人做起事来从不半途而废。从外表看来，教堂雄伟壮观，阴郁暗淡，拥有一座粗短的六角形尖塔，看起来就像一座工厂。确实，这座教堂就是模仿工厂的建筑格局，每个星期根据需要，每一部分建筑精心传递出顺从、信仰和希望。就连邦丝小姐弹风琴，都像是在操作一架复杂的织布机。

　　作为神秘主义的一个象征，石匠在大钟上方的尖塔上建造了一个上帝之眼——也就是把一块石头雕琢成椭圆形。周末父亲硬拉我们去参观乡村老教堂，我就见过这样的上帝之眼。然而在圣裘德，那更像是工厂车间里的工头瞪着凌厉的眼睛，专门盯着偷懒和惹是生非的工人。

　　在教堂里，超出常人大小的耶稣受难像悬挂在一扇巨大的窗前，每当阳光照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