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军的作战，未发现有过人表现，似乎也不象是有战斗力的。所以当朝中也有人怀疑，包括现在的历史学者也怀疑，是否是言官信息错误，把盛字练军的账算到了盛军头上？

不过，情势有变，卫汝贵没有整饬军纪，出问题也未免。卫汝贵带兵进入朝鲜境内，便奉李鸿章电令，负责起全部后方运转事谊，一边指挥紧急进军平壤，到达平壤后又布置防务，根本无暇顾及军纪。前边我说过，转运任务给卫汝贵带来了毁灭性后果，就是指这个事。

至于“抢掠”一事，我也觉得很难说没有。很多资料都说明，清军缺乏基本的后勤意识，在后勤保障严重不足的被动状况下，部队不知道全力保护有限的粮秣辎重。成欢不说了，就是在平壤，也轻易丢弃大量粮秣辎重，反而便宜了敌人，亏了自己。溃退当中，清军粮食状况很可能短时陷入严重困难境地，比如平壤到安州路上（只有到安州才能得到接应），造成部队士气低下，强抢朝鲜百姓食粮的事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对待大清吃了败仗的溃兵，别说朝鲜百姓，就是中国百姓，也不见得待见，谁还象迎接救兵或胜利之师一样，箪食壶浆、夹道欢送？

所以，这一条，卫汝贵自己也是无法证明没有的。这就直接触犯了大清朝廷“严格军纪”的命令，也违反了李鸿章再三叮咛的“不得扰民，买东西要给银钱”的要求。

剩下一条，“克扣军饷”，却是卫汝贵再也无法洗清的罪名。

言官言之凿凿，主要的依据有：

卫汝贵在出发前，在领到军饷后，立马扣下了8万两，寄回家中。

当然这个数字有点大。查一下，总共28万两，他一下扣这么多，不仅有点大，而且真是贪得头脑发昏，光看见银子，不知“此时何时、此地何地”了。部队马上就要出发，军费能宽裕吗？

也许自己也知道这个不太成立，言官又说，是平时扣下，攒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条有点“风闻言事”，你至少要拿出证物，或者找出一两个证人来吧？

但是对卫汝贵来讲，到这，就已经说不清了。

还有一件事，确实无法推脱，我们前边说过——吃空饷。

平时兵不足额，但按足额领钱。这是各部队普遍存在的，不打仗不知道，一打仗就检验出来了。说有6000兵马，实则4500左右，骗不过敌人，也骗不了自己了。偏偏派他去打仗，偏偏又是他被盯上，只能怨倒霉吧。

当然，真的要追究起来，可就是触犯刑律了。

以上仅是后来人的质疑，对所控之事，不知卫汝贵如何为自己辩护的，没有资料，反而还爆出个“向刑部尚书行贿十万两银子，被尚书大人严辞拒绝”这么一档子事来。

完了，彻底完了。

几条罪名，刑部按查实上报，判死罪。上谕：“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无约束，此次统带盛军，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罪状甚重，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军律而儆效尤？卫汝贵著倚律论斩，即行处决”。

1895年1月16日，卫汝贵被押往刑场斩决。

其实全面衡量，卫汝贵是功大于过。即便有罪，但罪不该死。

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高级将领，清廷竟然丝毫不念他的功劳，把战败的责任一大部分推给他，草率成案，匆匆处决，不能不让后人为他感到遗憾，且留下更深的疑问。

朝廷露出一个明显目的：拿卫汝贵当标杆，“以肃军纪而儆效尤”。卫汝贵之死，已经成了一种政治需要，所以，他必须死。

后面章节，我还会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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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汝贵陪着叶志超这个难兄难弟，一起为朝鲜战败“买单”，死后，也是骂名滚滚，十分不堪。他们俩被牵出来，连接着还牵出一桩“公案”——一封家书。

这封家信，怎么爆出来的呢？他们跑得急，给丢在朝鲜战场上，让日本兵拣到了，还被登在报纸上、编进了书里。

《清史稿》中，卫汝贵列传记载，“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年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说卫汝贵的妻子写信给他，告诫他不要上阵就冲在前头，所以卫汝贵遇敌就避战，战败就逃走。

这条记录哪来的依据？记录本身也说了，日本人得到了他的信，拿来警示国人。

看来这消息，还是从日本人那里来的。

没错，是从日本人的宣传中得到的。日本人似曾经缴获过清军将领的书信，还拿来发表（清军怎么这么狼狈，家书也丢，皇上的嘉奖令也丢）。甲午战争中日军派了大量随军记者，也在国内大量刊发书籍、杂志、报纸新闻，以嘲弄敌国敌军的狼狈，宣场日军的英勇，激励国人精神、军人斗志。前边讲到牙山战斗之后，日军便刊发了清军的“立功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