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件事我们还能一起做。”

“你现在想不想搭公车？”我问。

她又往窗外望去。“难道你不忙吗？”

“这可是我的荣幸。我也说了，我害怕自己搭公车。要是有你这样的老手带领，这可是我的福气。”

“很好。”她忽然眼神一亮，“就让我来教你怎么搭伦敦公车。”

后来我们没在摄政王南街上公车——我们可不希望他们午餐散会出来，看见我们在等车——而是到不远处的草秣市场站等车。我们登上公车上层，她发现前面第一排空着，竟表现出一种幼稚的喜悦。公车蹒跚驶往特拉法尔加广场，我们就坐在那里一起摇晃。伦敦今天看起来灰沉沉的，一路上人行道上的行人都人手一把雨伞或穿着雨衣。我估计我们在公车上大约待了半个钟头，或更久一点，路经斯特兰德大街、官署街、克勒肯维尔路。有时候我们静静地欣赏车下的街景；有时则聊聊，讲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她的心情比午餐时要轻松多了，也不再提她母亲。我不确定那个话题是如何开启的，不过却是在许多乘客于上霍尔本路下车之后，那时，车子沿着格雷旅店路继续行驶，我竟然谈起了秋良。我相信一开始只是顺口提到，形容他是我的“儿时玩伴”。不过她一定试着想多了解我，我记得没过多久我就笑着跟她说：

“我总是忘不了，那时候我们还一起偷东西呢。”

“真的！”她惊呼，“真是这样吗！大侦探也有段不为人知的犯罪史！我就知道这个日本男孩会有文章。拜托，告诉我，你们偷了什么？”

“其实也算不上偷。我们那时才十岁。”

“可是你良心不安，对吧？直到现在，”

“才不。那只是小事一桩，我们从用人房里偷了点东西。”

“真有趣。那是在上海吧？”

我想我一定还跟她说了几件往事，当然都是些没什么意义的事，可是下午与她分手时——后来我们在新牛津街下车——我感到有些意外，也有些不安，我竟然什么事都跟她说了。毕竟到了这个国家以后，我从来不曾跟任何人提起过去，而且，如我所说，我也绝对没有打算要从今日开始破戒。

不过这也许只是迟早的事。老实说，在过去这一年里，我愈来愈专注地回想往事；这样的专注背后有个动力，那就是我发现我的记忆——儿时的、父母的——近来开始变得模糊。最近有好几次，我发现两三年前我相信会永铭心头的事情，现在却要想半天。换言之，我不得不接受我在上海的人生随着岁月流逝，将愈来愈模糊，最后只剩几抹残影。就在今夜，我坐下来把我还记得的事，大略依照顺序重新温习，我又再次警觉到，这些记忆竟然变得更为朦胧。就像我刚才述说的母亲与卫生督察这件轶事——尽管我对自己精确记得此事的梗概十分有把握，不过在心头重温一遍之后，对于细节已经没有那么肯定了。到头来，我不再确定她对督察所说的话，到底用了哪些字句：“赚这种亵渎上帝的钱财来过活，您的良心能安吗？”现在我觉得，即使在母亲激动的时候，她一样会注意到这话说得牵强，而且可能会害她让人笑话。我不相信母亲会这么失态。换个角度来看，我把这些话跟她连在一起，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是我们住上海的时候，她常常问自己的问题。不争的事实是，我们“赖以维生”的这家公司所做的事，正是她认为该打入地狱的坏事，这一定成为她挥之不去的良心折磨。

说真的，也许我连她说那些话的前情后事都记不清楚；说不定这个问题不是对卫生督察说的，而是对父亲，而且是另一天早上，他们在餐厅里争吵的时候说的。

(1)　即如今的塘沽路。

(2)　即黄浦公园。

(3)　即如今的中山公园。

第五章

我不记得那次在餐厅里的争吵发生在卫生督察来访之前还是之后。我只记得那天下午雨下得好大，屋子里到处阴沉沉的，我还记得我在图书室里温习我的算术功课，梅俐则在旁陪伴。

我们称之为图书室，其实也不过是个前厅，而墙上碰巧摆了几排书罢了。中间的空地刚好只够放下一张红木书桌，那里向来是我做功课的地方，我的背就靠在通往餐厅的双开门上。梅俐，我的阿妈，认为我的学业是件严肃的大事，即使我做了一个钟头的功课，她也就一个钟头不苟言笑地站在我身边看着，从没想要往身后的书架上靠一靠，或者到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一坐。用人们早就知道读书时间不可以闯进来，连我父母也这么认为，除非有什么重大事情，不然他们也不会来打扰我们。

那天下午，父亲竟然大步走过前厅，无视我们的存在，进入饭厅后把门牢牢关上。几分钟后，又有人闯入，是母亲，她也一样大步通过，迅速地走进饭厅。接下来的几分钟，即使隔着厚重的门，仍不时听到只字片语透过来，可见他们吵得多么不可开交。不过真正教人沮丧的是，只要我多听了一会儿，只要我手中的铅笔迟迟写不出算数题目的答案，就会招来梅俐的责骂。

可是就在这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有人来唤梅俐过去，书桌边忽然只剩我一人。起先我还继续在做功课，好怕梅俐回来会发现我离开了椅子。不过她离开愈久，我就愈想要听清楚闷在那扇重门后头的争执到底在吵什么。终究我还是站了起来，走到门边——即便到了这个节骨眼，我还是每隔几秒就跑回书桌，以为听见了阿妈的脚步声。后来，我想到一个可以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