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回英国。再说梅俐也不会想去。她是中国人。”

有那么一会儿，秋良兀自沉思，盯着浮在茶碗里的冰块。接着他抬头看我，粲然而笑。

“老哥！”他说，“我们一起住这里，永远！”

“没错，”我说，“我们永远都要住在上海！”

“老哥！永远！”

父亲失踪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还有另一件小事，我如今认为影响深远。我以前并不这么认为；老实说，我差不多已经把此事抛诸脑后，直到几年前，机缘巧合发生了一些事，不但让我想起这件往事，更让我首次明白，那天我目睹的事，其实别具深义。

那是“曼纳林案”结束后不久的日子，我着手研究我住上海那几年的背景资料。我相信我前面已经提过，我是在大英博物馆里进行的这项研究。我想，我的企图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想以成人的角度，理解我幼年时期根本不可能明了的那些力量的本质。还有一部分则是想先打好基础，准备有朝一日要全心投入，调查有关我父母失踪的整个事件——尽管上海警方仍持续侦查，可是案子至今未破。顺便提一句，我一直打算在不久的将来，着手这方面的调查。其实，若不是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敢说我早就动手了。

总之，如我所说，几年前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大英博物馆搜集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史料，还有摩根洋行的历史，以及当时上海复杂政治生态的资料。我还多次写信到中国，请他们提供我在伦敦无法取得的情报。结果有一天我收到一张发黄的《华北日报》剪报，发报日期大约是我离开上海后三年。我的特派员寄给我有关租界港埠贸易法规变迁的报道——无疑是我要求的资料——不过，立刻引起我注意的，却是碰巧在剪报背面顺带剪进来的照片。

我把这张发黄报纸上的照片装进一只锡制的雪茄盒，放在书桌的抽屉里，不时拿出来端详一番。相片里头拍了三个男人在林荫大道上，三个都是中国人。外侧的两位着硬领西服，拿着帽子与手杖。中间那个胖男士则着传统中国服装：深色长袍、瓜皮帽、辫子。正如当时大半的新闻照片，多少有点矫情做作的味道，而我的特派员几乎把左边四分之一的部分都剪掉了。总之，从我看到这张照片的那一刻起，这张照片——说得更精确些，中间那个人——就格外令我感兴趣。

我把这张照片，跟我那位特派员回复我的信件——他约莫在一个月后又答复了我更进一步的问题——一同放进抽屉里的锡制雪茄盒。信中他告诉我，那位着长袍、戴瓜皮帽的胖男士是王顾，一个军阀头子，拍那张照片的时候，在湖南有不小的势力，手下养了一支三百人左右的杂牌军。与他的大部分同类一样，他在蒋介石掌权后势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