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没他消息了！看起来，他现在是住在维也纳。老埃。你记得他吧？”

“当然记得，”我说，尽管我心中只能唤起某个男孩的模糊印象，“老埃这家伙！”

接下来约莫半个钟头，摩根的嘴巴几乎没阖过。牛津毕业后，他直接到香港，然后十一年前在怡和洋行谋得一职便搬到上海。后来他搁下自己的故事，提起别的事：

“自从这里不太平了，你不会相信，我为司机的事伤透了脑筋。原来当班的在日本人轰炸的时候炸死了。再找了一个，竟然是个混混。不时就说帮派里有事就跑掉，每次要出门都找不到人。有一次他到美国人的俱乐部接我，满身都是血，别人的血。连句抱歉也没说，中国人都是这样。我受够了。可是接下来的两个，根本不会开车。有一个还撞上黄包车，把车夫撞成重伤。我现在雇的这个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让我们先祷告我们能平安到达。”

我完全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因为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并没有说要跟他去别的地方。不过我并不想挑他话里的毛病，他马上又转到别的事上头，告诉我旅馆所受的物资短缺之苦。他透露说，我们见面的那个大厅原先灯光没那么暗：战争让闸北区的工厂没法送灯泡过来，旅馆里有些地方，客人还得摸黑。他还指着厅里另一头为舞客演奏的乐队里，至少有三位乐师只是在装模作样。

“他们其实是门房。真正的乐师有的早已逃离上海，有的被战斗波及而丧命。尽管如此，他们装得还满不赖的，对不对？”

经他一挑出来，我看了看，装得实在一点都不像。有一位满脸写着无聊，连琴弓都没靠在小提琴上；有一位只是茫茫然握着竖笛，张着嘴巴，瞪着周遭正牌的乐师，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等我夸他知道这么多内幕消息，他才告诉我，其实他在那里已经住了一个月，因为他在虹桥区的寓所太靠近战区，住不安稳。我为他必须放弃住所表达了同情之意，他的情绪忽然一变，我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忧伤的神情，让我想起昔日同班那个抑郁孤单的男孩。

“那里也算不上家就是了，”他说，眼睛看着手上的鸡尾酒，“里头只有我，还有来来去去的用人。老实说，不过是个又破又窄的屋子。怕被战火波及——那只是个借口，让我有个好理由把它丢开。这个又破又窄的屋子。家具全是中国式的。坐哪里都不舒服。养过一只画眉，可是后来死了。我住这里比较好。离交际场所近多了。”他接着看看表，把饮料喝光，又说，“哪，别让他们等。车子就在外头。”

摩根的态度里有个微妙的地方——他催得理所当然，让人不知道要怎么拒绝。再说，那时候我才来不久，习惯让不同活动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