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同失散，不过我曾接到她一封信，大约在战后两年。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大战期间她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她对那段俘虏营里的日子轻描淡写，不过我相信绝非好日子。”

“哦，我确定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我丈夫跟我，我们险些遭受同样的命运。我们想办法及时逃到澳洲去了。可是莎拉跟蒙·德·维弗先生，他们总是太相信命运。他们那种夫妻，常常晚上没计划就出游，遇到什么就接受什么。在大半的情况下，随遇而安是不错的生活哲学，不过等日本人都来到了门前，这种态度就不行了。你认识他吗？”

“我从来没这个荣幸认识伯爵。我知道他在莎拉过世后就回到欧洲，可惜我们不曾相遇。”

“咦，听她谈你的那个样子，还以为你跟他们俩都很熟呢。”

“没有。你知道的，我认识莎拉，是她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恕我多问，也许你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他们的婚姻在你看来，是否快乐，莎拉跟这位法国老兄？”

“婚姻快不快乐？”我身旁的女士想了一会儿，“当然，这种事确实很难讲，不过我说真心话，也很难想像他们不快乐。他们看起来都深爱着对方。他们一向不富有，也就是说，他们绝不能像他们想要的那样无忧无虑。不过伯爵似乎总是如此，呃，如此浪漫。你笑了，班克斯先生，不过就是这个词，浪漫。她的死让伯爵身心交瘁。全都是俘虏营造成的。她跟许多人一样，身体没有完全复原。我好想念她。这么迷人的朋友。”

自从上周的这场邂逅后，我又把莎拉的信拿出来读了几次——那是我们自多年前上海一别之后，她写给我的唯一一封信。日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八日，从马来半岛某个小山的车站寄来的。也许我是希望跟她的朋友聊过以后，能从那些很是拘谨的，甚至毫无生气的愉快叙述里，找出一些藏在字里行间的东西。不过那封信只提供了她离开上海后的行程概要。她谈到澳门、香港、新加坡，都说“景色怡人”、“多彩多姿”、“引人入胜”这类的话，提到数次她的法籍伴侣，不过每次都一笔带过，仿佛我该知道的就那些而已。她还轻松地提及日军的俘虏营，她说她的健康问题“是个无聊的话题”。她以礼貌的方式问候我，并称她在重获自由的新加坡“生活愉快，一切正常”云云。这封信，是你人在异国的某个下午，隐约想起某位旧识，心血来潮时会写的那种信。只有在信接近尾声的时候，有那么一次，她的语调才隐隐透露我们昔日曾经共享的亲密。

“我不介意告诉你，克里斯托弗，”她写道，“那一次，我可是真的失望透了，尤其是我们彼此都已经知道了对方的心意。不过别担心，我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