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我给他写过一堆信问后来的事，可他从来不回信。所以……”我住了口，因为我发现奥古斯塔斯似乎没在听。他正眯起眼瞧着艾萨克。

“等等。”他对我喃喃说道，走到艾萨克身边，扳住他的肩膀，“伙计，枕头打不碎。换点儿能打碎的东西。”

艾萨克伸手从床上方的架子上拿了一座奖杯，举在头顶，好像在等待许可。“好，”奥古斯塔斯说，“好！”奖杯落到地板上被摔得四分五裂，塑料的篮球运动员的胳膊飞了起来，还抓着球。艾萨克往奖杯上重重地踏了几脚。“摔得好！”奥古斯塔斯嚷道，“再来！”

然后他望着我。“我一直在想怎么告诉父亲我其实有点儿讨厌篮球，现在看来我们找到办法了。”奖杯一个接一个应声落地，艾萨克跳起来踩踏着、嘶吼着，而奥古斯塔斯和我站在几英尺开外，见证这疯狂的场面。塑料篮球运动员可怜的残肢遍洒在地毯上：这里是挡开了球的一截断手，那里，跳起投篮的两条腿孤零零的，已身腿异处。艾萨克一直疯狂地进攻奖杯，双脚在上面又跳又踩，长声尖叫，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最后倒在尖锐锋利的奖杯碎片上。

奥古斯塔斯朝他走过去，低下头：“感觉好些了吗？”他问。

“没。”艾萨克胸口起伏，喃喃道。

“痛苦就是这么回事，”奥古斯塔斯说，然后向我这边瞟了一眼，“它要求被感受到。”

[1] 此处作者故意模仿《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的写法，中途戛然而止，并非排版错误。

5

接下来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没再同奥古斯塔斯联系。“碎奖杯之夜”是我给他打的电话，所以，按照传统来说，轮到他给我打了。但他没打。当然，我可不至于身穿特别的黄色连衣裙，整天把电话握在汗津津的手心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它，耐心地等着我那位“来电的绅士”不辜负他的美名。我的生活照常进行：某天下午同凯特琳和她的男朋友（很可爱但坦白地说完全不是奥古斯塔斯那型的）喝了咖啡；按时吞下每日推荐剂量的法兰昔弗；一周三个早上去MCC上课；每天晚上，都坐下来和爸爸妈妈共进晚餐。

星期天晚上，我们吃青椒西兰花比萨。我的电话欢唱起来的时候，我们正围坐在厨房里的小圆桌旁，但我不能去接，因为我们家有严格的规矩：吃饭时不碰电话。

于是我吃得很少，而爸妈正在讨论巴布亚新几内亚刚发生的一场地震。他们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和平队相识的，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听到那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即使是可怕的坏事，他们就好像突然摇身一变，从身形庞大不爱活动的生物变回了当年那两个满怀理想主义、独立强健的年轻人。他们谈得如痴如醉，都顾不上往我这边瞟一眼，而我吃得前所未有的快，飞速将食物从盘子里转移到嘴里，其穷凶极恶程度导致我上气不接下气，这当然让我有点儿担心：我的肺是不是又开始泡在日益增多的积液里了？我尽量把这个念头摒除掉。我已经预约了PET扫描，就在几周之后。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也会很快发现的。忧虑过甚没有任何好处。

可我还是忍不住担忧。我喜欢活着。我想要继续活下去。忧虑是死亡的另一个副作用。

我终于完事，说：“我吃好了，能离开了吗？”他们正沉浸于几内亚基础设施之优缺点的畅谈中，停都没停。我从放在料理台上的包里拿出电话，查看最近的未接来电。是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打来的。

我溜出后门，在暮色中，可以看到秋千架，我想了想要不要走到那儿去，跟他说话的时候还可以荡荡秋千，但它似乎太远了，因为吃饭让我很累。

于是我在露台边缘的草地上躺下，仰望着猎户座——我认得的唯一一个星座，然后给他打电话。

“海蓁·格蕾丝。”他说。

“嗨，”我说，“你好吗？”

“好极了，”他说，“我想给你打电话的次数大概可以按分钟计算，不过我忍住了，一直等到能就《无比美妙的痛苦》一书理出一个连贯的想法。”（他用拉丁文说的“就”——“in re”，真这么说的。这男孩！）

“洗耳恭听。”

“我觉得这本书，好像，读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好像，就好像，呃。”

“好像什么？”我打趣地问。

“好像它是件礼物？”他不太肯定地说，“好像你给了我什么重要的东西。”

“哦。”我轻声说。

“这么说太文艺腔了，”他说，“对不起。”

“不，”我说，“别。不用道歉。”

“但它没完。”

“对。”我说。

“折磨。我百分之百明白，我明白安娜多半死了。”

“对，我猜是这样。”我说。

“好吧，合情合理，可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是存在一种不成文的契约的，我觉得一本书没有结局怎么说也违反契约了。”

“我不知道，”我说，感觉自己有点儿为彼得·范·豪滕辩护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它真实地描绘了死亡。死亡会突然降临。也许你的人生刚进行到中途，也许句子刚写到一半。可我的确——天，我的的确确真的想知道其他人都怎么样了。我在信里问他的就是这个。可他，嗯，他从来没回过信。”

“对了，你说他离群索居？”

“正确。”

“无迹可寻。”

“正确。”

“彻头彻尾遥不可及。”奥古斯塔斯说。

“很不幸，是的。”

“亲爱的沃特斯先生，”他回答，“你四月六日从美利坚合众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