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者为理想的评论家，我无法绝对自信地做一个定义，但我相信，一个评论家如果没有能力对一个指定的诗文做出有说服力的批评论述，那就算不上理想的评论家）。现在，言归正传，回到乔伊斯先生的书，我还相信，简单和独立的意象仍然是文字跟读者沟通的最好方式，而不需要引导读者去看添加在文本中的那些复杂、晦涩难懂的解答——最后，让可以置诗歌于死地的智识主义哲学（intellectualism）把阅读搞得一团糟。

在看一个故事的时候，齐心协力去抓住所谓的情节，问问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结局会是怎么样的——最后，还要问问自己，如学者读解一个谜那样，是谁干的——这要占去阅读小说乐趣的四分之三，也把这门艺术存在之理由全部剥夺了。因此，我们要考虑我们作为评论者所取得的目的，我们是否成功地说服读者返璞归真，重新恢复原始读者所具备的那种自然的反应能力——我用这个词主要是指现代工业正在迅速摧毁“天然的好读者”——在阅读时，他们能够立刻抓住所有的典故（allusions），无论是关于结构人类学的最新发现，还是荣格的原始意象，而无须添加过于要求知识才能理解的解释，照凯雷尼[10]来看，无须吹灰之力就能够理解一个人物和某个神秘的印第安流浪汉之间的联系。就好比坐在家里翻看一本年代久远的家庭相册一样，根据《光辉之书》（The Zohar）[11]，这样的读者喜欢语意结构和宇宙结构之间的每一个联系，因为他能及时感知。他不会受伪科学所带来的自满情绪的奴役，感到不知所措，希望不惜代价地看一个遭反对的婚姻故事，相反，他会明明白白地接受以游戏的方式分布在作品的连接脉络的各个层面上自由运用的弗洛伊德的潜在意义，而无须精心培养起来的、拜占庭式的顾虑。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想提醒读者，谨防任何人以暧昧不清的哲理为由，用几百页的篇幅来诠释小说，而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关于一对青年男女急于庆祝婚礼，却横遭一恶棍在他们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故事而已。凡是明白人不可能看不出来，这种阐释学的一环套一环，是某些人试图把作品中所有的辩证关系简化为以性作为出发点，把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色情的两极（粗俗的和庸俗烦人的！），从而使小说莫名其妙地复杂难懂。然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