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温决心却依然坚定。一上台，他便以难以置信的旺盛精力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政治革新。

　　晚唐宦官专权，皇权旁落，而朝廷中各位宰相面对宦官势力的强势不仅不能抱团发声，反而各行其是，互相倾轧，皇帝被裹挟于各个政治势力之间，无所适从。朱温当然对这些弊端有深刻认识。一上台，他便着手改组中央政府，强化政令的统一与执行。

　　从唐代宗永泰年间开始，朝廷设置枢密院，让宦官负责，主要是接受各地表奏并代皇帝宣达诏令，类似于宫廷机要室。到了僖宗、昭宗时期，宦官集团由于掌握了神策军，更加不可一世。枢密院的宦官有了神策军撑腰，一手遮天，竟然架空了皇帝和宰相，把枢密院生生变成了那个偌大帝国的权力中枢。

　　痛恨宦官的朱温早已把朝中的阉党势力杀个净绝，当然不会让枢密院再成为祸根。很快，朱温宣布废除枢密院，设立崇政院。

　　新的崇政院除了继承原先枢密院的机要秘书职能外，还强化了参谋作用，成为朱温的智囊团。崇政院不仅要参与朝廷军政大事的讨论，还要接受皇帝旨意，转告宰相实施。朝廷官员有什么奏章、请示，统统送请崇政院转奏。

　　一个小小的崇政院，成为新帝国权力运行的枢纽。这样的机构，当然只有对他忠心不二，同时又才华出众的人才能胜任。他最信赖的心腹谋臣敬翔当仁不让地成为负责人。

　　朱温虽然从骨子里看不起那些表里不一，酸不溜秋的文人，但没有这些文人打理政务还真不行。于是，除了任命敬翔为崇政使以外，又设副使、判官、学士等职，全由士人担任。唐中期以来长期被宦官把持的宫廷机要事务再度回到了读书人手中。

　　敬翔的出色表现很快就理清了一直混乱不堪的政务运行机制，从决策者（当然是朱温）到转运枢纽（崇政院）再到各个执行者（宰相），各安其职，明确顺畅。

　　理清了最为繁琐的朝廷事务，朱温又开始强化他一向重视的后勤军需。朱温从一线指挥官一步步打上来，深知后勤军需对于战争的巨大作用。当年他任节度使时，特意设立了“建昌院”，负责后勤军需事务，而且由自己亲自兼任。现在当了皇帝，当然不可能事必躬亲，于是任命他的义子朱友文负责此事。不久，又将建昌院升格为建昌宫，负责统筹全国的后勤。

　　对后勤的极端重视体现了朱温对战争规律的深刻认识。可惜这一点，他并没有好好地教育给自己的儿子们。

　　朱温死后，他的儿子朱友贞即位（梁末帝）。当时后梁名将刘鄩正在魏州与晋军激战。战事吃紧之时，刘鄩请求朱友贞支援粮草，“只需要陛下给士兵们每人发十斛粮，臣就能率军破贼。”朱友贞听了竟然恼怒地反问：“你开口要粮，闭口还是要粮。你的人到底是用来打仗的，还是填肚皮的？”

　　两相对照，朱温与他的儿子，高下立现。

　　不仅如此，朱温还非常重视农耕。登基之后，他再次下令减轻租赋，禁止各地官吏给农民额外派遣差役，同时采取措施鼓励农民开垦荒地。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和关中地区出现了难得的安定局面。

　　在地方官员的任用上，他也尤其看重善于治理政务的人。

　　洛阳尹张全义经营洛阳多年，“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不到数年，曾经因为战乱而残破不堪的洛阳“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成为关中地区最为富庶的都市之一。

　　当时荆南一带刚刚经历战乱，街市破败，人口稀少。朱温任命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到任之后，高季昌安抚百姓，聚集难民，开荒整市，让奄奄一息的江陵城又恢复了生气。

　　做了皇帝，要当整个国家的大当家，朱温开始越发留意财政情况。缩减开支，杜绝浪费成为他关心的大事。

　　经过调查，朱温发现，那些朝廷派到各个地方出使的官员，因为贪图安逸，都在出使地长期停驻，长年累月不回京城，各地州郡苦于接待，耗费了大量钱财。于是他下令，出使到两浙、闽南等地的官员最多准许在出使地停留一个月，出使两湖、黔、桂等地的官员只许停留二十天，出使荆、襄、同、雍、镇、定、青、沧等州的官员只许停留十天，其余出使附近的三五天不等。而且规定，官员出使，路上每天必须走两所驿站。

　　不久，他又颁发诏令，要求崇尚俭朴，杜绝浮华浪费，各地向朝廷进献贡物，不准用金银宝物装饰。官员如果接受这样的贡物，严惩不贷。

　　时任宋州节度使的朱友谅为了献殷勤，不知从哪里搜罗到几株一茎三穗的麦子，立即派人千里迢迢去汴州给朱温进献，号称“瑞麦”。当时宋州刚刚遭遇水灾，朱温见了大发雷霆，把使者骂了个狗血淋头：“丰年才上瑞，今年宋州大水，安用此为！”

　　显然，朱温的这些做法和措施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身经百战的他深知没有强大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实力无法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满足政权的稳定，满足他继续争霸天下的野心。但至少，他爱惜农力，重视生产的做法给了乱世中的老百姓们一个难得的过安稳日子的机会。这一点，与他对军队近乎残酷的管理和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杀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即使是对士兵，他也开始懂得采取怀柔手段。

　　他刚刚带兵起家之时，以铁血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