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a 领导的尼德兰战役这一研究领域，Leon van der Essen 的Alexandre Farnese, 5 vols.（Brussels, 1937）可谓超越了前人之功，虽然我没有盲目照搬书中的内容，但每次与之偏离，我的心中总会难免生出一丝不安。

我对于 Philip II 的御笔书信和国事诏书的研究始于吾师 R. B. Merriman 的指导，当时他还在致力于完成Philip the Prudent（New York, 1934）一书。我认为这位君主具有复杂性格的观点，即使不是全然来自于我的导师，也必然受到了他的影响，无论是他已告出版的作品，还是他与我在超过 20 年间的通信和对话，均对我深有启发。

与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研习都铎王朝历史的大多数学者一样，我对 Elizabeth I 以及她的性格、统治手腕和政策的看法，深刻地受到了 John Neale 先生的濡染，他的女王传记、有关 Elizabeth 一朝议会的皇皇三卷本大作，以及他对于 Elizabeth 时期财政、外交的专项研究，乃至他给予我的个人建议，均以相似的方式启发了我的思考。且借此处一并敬表的谢意代替理应出现在各章节中的叨谢，虽然下文中每一次提及女王之名，实则都不啻为一次专门的致谢。

章节附注

第 1 章

关于苏格兰的 Mary Stuart 遭到处决一事存在大量自称情节属实的“描述”，可是撇除由 Shrewsbury 及其同僚署过名的官方报告（Bod. Ashmole 830 f. 18）以及在 R. Chantelauze 的Marie Stuart（Paris, 1876）中付梓的 Bourgoing 的Journal，别的材料鉴于其出处、真实性，它们彼此的关系，还有它们与两份最早出版的报道Mariae Stuartae...supplicium et mors（Cologne, 1587）和La Mort de la Royne d’Ecosse, n.p., n.d. [Paris? 1587?]（see Jebb, De Vita...Mariae, Vol. II, London, 1925）之间的关系，可谓问题重重。在官方和 Bourgoing 的报告之外，人们似乎还可以至少辨识出 4 份可靠的目击材料，目击者们描述的多数细节相互一致，但也有一部分内容存在抵牾之处。一些存世的报道只依靠某一份材料写成，另一些则参考了多份材料。这些报道包括 Bod. Ashmole 830 f. 13；Tanner 78; B. M. Landsdowne 51 f. 46；Yelverton 31 f. 545; Aff. Et. Corresp. Pol. Angleterre, XXII, f. 471（Chateauneuf）；XX f. 454（Bellièvre）（均在 Teulet 的 Relations, IV 中付梓）; Bib. Nat. MSS. Fds. Fr. 15890 f. 27; Vat. Francia 21. Cf. Ellis, Orig. Letters, 2nd ser. III, 113 以及 M. M. Maxwell-Scott 的The Tragedy of Fotheringhay, Appendices，等等。人们也许会说，中间的两位目击者是心怀同情的新教徒，另外两位则又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在些许微小细节上的不符似乎与其是否持同情态度无甚干系。例如，对于 Mary 衬衣颜色的判断就众说纷纭，是“绯红”还是“深红”，是“紫色”抑或“一件黑色的女士紧身上衣外加棕色的衬裙”，不一而足，Mary 在有些文献中戴着“鲜红的缎带”，在有些文献中又没有如此打扮。大厅中的采光无疑很差，但是这最后一位目击者想必一定患有色盲症才是。我选择了绯红，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与其他任何材料相比，这一份报道在时间较早的 MSS.中出现的次数更多，而是因为假如 Mary 拥有许多条绯红的衬裙的话（我们确实知道她有），那么我认为她应该会在出现时身着这样一袭华裳。

第 2 章

如上，Chateauneuf 和 Bellièvre 寄自英格兰的信函。Mendoza 致 Philip 的邮件，28 Feb. 1587（Sim.）；Fugger 家族的时事通讯，并参见文献通释的相关内容。

第 3 章

如上。同时参见Calender of State Papers... Scotland, IX, 1586-1588（1915）；The Warrender Papers, I（1931）；R. S. Rait 和 A. I. Cameron 的King James’s Secret（1927）；Bagot Papers（HMSSC. 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