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一样，没等梁秉钧先生把我的话翻译过去，他们就已经大笑起来，因为他们能够听懂“马克思”和“希特勒”这两个名字的汉语发音。他们问第四个人是谁。我问他们打不打乒乓球，他们说打啊。我就开玩笑说，那第四个人就是波尔，乒乓球世界冠军。他们又是大笑。

当我在杜塞尔多夫再次见到顾彬的时候，我非常吃惊。他来得很早。我推断他从柏林出发的时候应该是在半夜——这种推断显然不属于对于人物动机的推断。如果考虑到他是从法兰克福赶到柏林，然后又从柏林赶到杜塞尔多夫的，你就可以知道他几乎一夜没睡。顾彬先生见到我，首先问我知不知道教堂里面的那个人是谁。我告诉他，我是知道的，那个人是耶稣。按照会议的安排，上午发言的人是来自瑞士和德国的汉学家，由他们对1985年以后的中国文学进行总体性的描述。他们描绘了一个中国的文学地形图——不是比喻，而是一幅真正的地图，通过投影可以显示到墙上的地图：北京有哪些作家，西藏有哪些作家，新疆有哪些作家，等等，极为详尽。我吃惊于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虽然其中也不乏误解，甚至会出现一些知识性错误。有偏差不要紧，有错误也不要紧，谁都可能会有偏差和错误，我们之所以坐在一起，就是为了减少偏见，就是为了纠正错误。只要我们能够出于公心，能够公平地讨论问题，错误和偏见都是可以得到修正的，友谊并不会受到影响。会议安排了提问环节，顾彬先生频频举手，要求提问和发言，以致主持人不得不提醒他注意发言的时间和发言的次数。所有提问的人，都会站在原地发言，但顾彬先生会主动走上前台，拿起麦克风发言。有一个细节我不妨随便提一下，那就是顾彬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会议室里的桌椅板凳一阵乱响。顾彬先生拿起麦克风，大声地说了一句：讨论文学应该低调。这句话顾彬先生几乎是喊出来的。请想象一下顾彬先生这种关于“低调”的“高调”通过麦克风传送出来之后所造成的那种惊人效果。他照例又发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完全不值得一提的观点，很差；他照例又说出了莫言的小说、王安忆的小说、阎连科的小说、阿来的小说完全不值得一看的观点，很差；王蒙最好的小说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来的小说很差；他照例又说出了中国最好的小说家是钱钟书和张爱玲的观点，中国当代小说没有一部能够跟钱钟书和张爱玲的小说相比，很差；他照例又说出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很高，写出来就是世界文学，已经看不出来是由中国人所写的观点；他照例又说出了洪子诚先生所著的《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先生所著的《当代文学史》只是半部文学史，完全不能跟他自己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相比的观点；中国作家都是生活在体制内，完全不敢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如今顾彬先生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享受一级教授的待遇，并担任国内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我不知道顾彬先生是生活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顾彬先生极为频繁地在中德两国之间进行穿梭，而且大都由中国高校或研究机构埋单，那些高校和高校的学生以及研究机构，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随后，世界上最意想不到的一个观点终于通过顾彬先生之口说了出来，这是他的总结：中国当代作家写不出好的小说，是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中国人的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奴性。他最后的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目瞪口呆。其余音绕梁，多日不绝。我还有必要指出，在说出这句话之前，他在前面先做了一个铺垫：反正今天不是在中国，所以我可以大声地说出这句话。顾彬先生立论之大胆，逻辑之混乱，结论之果断，确实让人目瞪口呆。坦率地说，我当时疑心他是不是喝醉了。但他对在不同的场所（在中国国内还是在中国之外）如何作出不同的发言的清醒判断，又提醒我他其实没有喝醉。我确实很难相信，这些话是从一个著名的汉学家嘴里说出来的，是从赵勇教授所说的这一个（我说的是“这一个”）“做事本来就严谨”的“德国汉学家”嘴里说出来的。刚才不是还在说钱钟书和张爱玲写得很好吗，难道钱钟书先生和张爱玲女士不是中国人，他们身上流淌的是另外一种文化基因？难道莫言先生和王安忆女士的文化基因完全一样，以致只能得出“很差”这样一个完全相同的结论？难道顾彬先生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了解比洪子诚先生和陈思和先生还要深入体贴和全面，以致只有他能够写出一部完整的文学史？洪子诚先生和陈思和先生的文化基因是不是也出了问题，以致只能写出半部文学史？对于后面这个问题，顾彬先生倒也作了解释。顾彬先生说，之所以说他们的文学史只是半部文学史，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史没有包括港澳台文学。我不知道洪子诚先生、陈思和先生是否在他们的文学史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从正常的眼光看，这很可能更加说明了文学史家的严谨——对于自己不了解或者不是非常深入了解的文学现实，宁愿暂时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与其说是忽视，不如说是尊重。这里或许需要加个说明：我与洪子诚先生并不认识，我虽然认识陈思和先生，但我们之间并无任何私谊。因为梁秉钧先生是香港著名作家，所以我当场就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