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我有时念得多，有时念得少，就像喝二锅头一样，有时多，有时少。”顾彬在邮件中还谈到他对当代作家的一些评价，这里不再一一摘录。

还原顾彬与李洱说话的语境，那应该是一个吃饭喝酒聊天的场所。一般来说，饭桌上说的话、酒后之言是不能太当回事的。或者也可以说，那种私下场合的聊大天或许不宜变成公共场合的话语。大概顾彬也意识到了这种“公私”之别，他才有了如下怨言：“近来，中国人跟我一起吃饭时会打开他们的机子，可是我是在随便说，而不是正式讲话。这便能变成信息了吗？”当然，即使除去这番怨言，他也没有承认他不读当代文学。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在邮件的回复中总是在说“当代文学”而并非直面“当代小说”，莫非这是他的一种话语策略？

尽管顾彬在回复是否阅读当代小说的问题时稍嫌含糊，但我还是在其他地方找到了他更直接的说法。在回答邱华栋关于1978—2008年之间哪些小说家值得重视的问题时，顾彬说：“我阅读了当代很多中国小说家的作品，我熟悉他们的短篇小说、中篇和长篇小说，但是，我的问题在于我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在不断地变化。”然后他谈到格非的《迷舟》不错，但《人面桃花》就不很喜欢；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故事不好，但里面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他很欣赏；贾平凹的《废都》很糟糕；莫言早期的小说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距离太近；王安忆、苏童、阿来的小说依然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这些即兴评点的文字表明，顾彬还是读过不少当代小说的。说他不读当代小说就胡乱放炮，显然不符合基本事实。

其实，即便按照常理推断，也是无法得出顾彬不读当代小说的结论的。因为只要对顾彬稍有了解，我们便知道他近年写过一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德国人做事本来就严谨，顾彬又是一位很较真的倔巴老头儿，不读作品他敢从二十世纪初写到二十世纪末吗？由此我便想到，或许李洱和一些评论家并非不知道这些情况，知道了这些却又把顾彬的酒后之言（或许还是义愤、反讽、夸张之辞）拿出来示众，大概这就叫别有用心吧。

2010年3月23日

与吴虹飞(1)的对话：从知识分子到农民

｜李洱｜从知识分子到农民（1）

所有写丑恶的作家，思想都有丑恶的部分。因为人写黑暗的时候，是以自己内心的黑暗为依据的，自己黑暗不到那一步，你就写不到那一步。

有次李洱在柏林换乘地铁，看到一家书店门口贴着一张很大的宣传单，依稀是个东方人，他觉得有些眼熟。凑近一看，发现是他自己。

《石榴树上结樱桃》在国内是2004年第一次出版，销量固然不坏，但李洱的名字基本只出现在国内各种文学专门会议的演讲稿上。后来翻译了《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德文译者Thekla女士（汉名：夏黛丽）看完《饶舌的哑巴》，四处寻访李洱，阿城说：“我向你保证，中国没有这个作家。”

正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一枝红杏出墙来”，李洱在德国的书店里遇见过正在买他的书的读者，在中国他倒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他的名字真正被传媒广为得知，是2008年年底，《环球时报》翻译了德国媒体的一篇文章，称德国总理默克尔于10月23日，将德文版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送给了温家宝，并点名要与李洱对谈。一个月后，李洱与吴思、蔡定剑一起，见到了默克尔。当时默克尔刚结束与胡锦涛的会面。

写《石榴树上结樱桃》时，李洱并没有“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他不懂的时候就给在河南的父亲打电话，问，屋顶那个东西叫什么？但他和默克尔交流的却是，中国农民和乡村的状况，以及农民的宗教信仰。

“当然，我很感动的是，她问到了我母亲的病情。”

默克尔曾经给李洱的德国经纪人写过一封信，感谢她翻译了这篇小说。其实早在2007年，默克尔访华，就希望见到李洱，然而李洱在河南看护母亲，未能回到北京。当她得知李洱母亲过世，她称她为“伟大的母亲”。这令李洱相当感动。

德国媒体对李洱评价颇高。德国北德电视台评论：“谁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话，就应该阅读李洱的小说，史无前例，非常杰出。”《新苏黎世报》说：“李洱描绘了一幅巨变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肖像画，显示了中国的哲学以及中国解决现实问题的独特方式。”

这位被《普鲁士报》认为“配得上它所获得的一切荣誉”的《石榴树上结樱桃》的作者，被媒体当面采访的次数却“屈指可数”。我们与智略型作家李洱的相遇，恰逢北京下起了漫天的大雪。喝茶之时，他身体略微前倾，像要告诉你一个什么秘密似的。“我有非常好的茶——佛茶，就是和尚采的茶。其实最好是尼姑采的，可是——没那么多尼姑。”

他不善于发言。“很多人可以把废话说得很漂亮，口若悬河，舌头像蛇信子一样吞吐不息，全是废话，但很有节奏。我真是佩服。”但他可能是最会讲笑话的作家和最聪明的作家之一。他总结道：“文坛娱乐化，娱乐圈流氓化，流氓政治化，政治商业化，商业娱乐化。”他纵横捭阖，谈兴正浓。感到惊讶时，喊一声“乖乖”。他既诚挚又狡黠，既严肃又八卦，既放松又得体。相比之下，韩国的中文系教授朴宰雨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他知道，仅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