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一种痛苦的质疑性表达。如果它呈现出来的是忧郁，那是因为作者独上高楼之时，已将栏杆拍遍。如果它是一次慈航，那首先是苦海无边，回头无岸。如果主人公已经服罪，那是因为罪早已深入骨髓。如果有谁要反抗，那是因为西绪弗斯虚空的内心最需要石头的重量。茶花女之所以夜夜笙歌，那是因为她内心举目无亲。

是的，我不想让轻松的谈论掩盖住命运的伤口。这样的伤口放到一个人身上，比如放到卡夫卡《乡村医生》里面的那个少年的臀部，就“比碗口还要大”。那样一个伤口之所以能够出现在那个少年的臀部，是因为它首先出现在卡夫卡的肺叶。在一篇日记中，卡夫卡写到了这个伤口：“如果真像你所断言的，肺部的伤口是一个象征，伤口的象征，F.（菲利斯）是它的炎症，辩护是它的深处，那么医生的建议（光线，空气，太阳，安静）就也是象征了。正视这个象征吧。”我们从肺结核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创伤性记忆，以及各种复杂的悖论关系。鲁迅终其一生都纠缠在激进与保守、遗忘与记忆、存在与虚妄、中心与边缘的巨大旋涡之中，这当中的每一次选择，都永劫不复地带来更大的创伤性记忆。“目光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谓之路者，不过是彷徨而已。”如果谁对我说，这是鲁迅的言论我肯定不会怀疑，但这话却是摘自卡夫卡的《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道路的观察》。当一只小兽从阳光下的雪地里走过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注意它留下的花朵般的蹄印，还应该注意到那蹄印中的血迹。默尔索（法文：Meursault）这个名字中的Meur与“谋杀”为同一词根。这个名字是从加缪的另一篇小说《幸福的死亡》中的梅尔索变化而来的。而梅尔索（Mersault）这个名字又可分解为“海”（Mer）和sault，其发音近似太阳。仅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约略知道《局外人》的主题。在《局外人》中，有一个关于人和狗关系的段落，这个段落颇能表示小说是如何植根于某种创伤性记忆的：一个名叫萨拉玛诺的老人一直在寻找他丢失的一条狗，在狗还很小的时候，老人像喂婴儿似的拿着奶瓶给它喂奶。现在它丢掉了，老人的魂也就丢失了。这个老人年轻的时候，本来打算做话剧演员，这与加缪一生对话剧的痴迷是合拍的。小说用较大的篇幅来写人与狗的关系，对加缪来说并不奇怪。加缪总是愿意挤出篇幅，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位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像把秋收时的繁忙景象让给秋后广袤的原野。当他在人与人和人与狗之间作选择的时候，他当然要选择人与狗：“那一身漂亮的皮毛，真是天下无敌。”我上面曾提到，肺病患者总是喜欢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并说那是一种最微弱的反抗力量的源泉，但急于奔向阳光和空气的举动，在肺病患者那里其实首先是对创伤的注脚。加缪对阳光和沙滩，对物的描写，与后来的法国新小说之间有着某种扯不断的亲缘关系。在《怀疑的时代》一文中，萨洛特在加缪的“客观描写”中，看到了复杂的心理因素：“加缪的境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尔王被女儿中最失宠的那一个所收留的情景。他曾细致人微地设法铲除这种‘心理剖析’（是吗？李注），但它却像黑麦草一样到处生长。”

肺病因为拖时较长，所以最亲近的人也容易产生厌倦情绪，如果患者是一位老人，那么床前无孝子几乎是可以断定的。患者是一位年轻人又会怎么样呢？加缪在随笔中曾经写下他患病之后，他母亲的态度。虽然母亲在见到他咯血之后，顿感不安，但她并没有照料他，而是把他送到了舅舅那里。送是遣送，也是最早的流放。而当他们相遇的时候，“她便默不作声，两人面对面，绞尽脑汁找些话来说，有人曾告诉他（加缪）曾见她哭过，但是，他对此将信将疑。更令人奇怪的是，他不曾有责备她的想法。某种默契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这样的描写，不能不使人想起《局外人》中的默尔索的奔丧。法官、神父可以指责默尔索的冷漠，但他们绝不会指责默尔索死去的母亲。与卡夫卡的父与子之间强烈冲突不同，加缪笔下的母与子，在沉默的时候其实带着某种温情：“当母亲在家时，总是静悄悄地望着我。”那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和解，而是认识到了存在的困境，以及解脱的不能。在《局外人》的结尾，默尔索在夜间醒来时，看见头顶上满天星斗，“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夜晚的气息，土地和盐的气息，清醒了我的头脑……汽笛响了起来，它宣告有些人走进一个永远不再和我有任何联系的世界。很久以来，我又一次想起了母亲。”他想到母亲临死了，反而感到了解放，想重新过一种生活。如果说，卡夫卡的“父亲”是某种权力、专制的象征物的话，那么，加缪却宁愿回到事物本身，回到最普通的伦理关系上来，并从那里表达他对世界的体认。我这样说，似乎是要强调《局外人》的自传因素。是的，又有谁能否认所有伟大的作品首先是作家的灵与肉的自传。

“他的热情之多一如他的苦难之大。”在讲述西绪弗斯这个荒谬英雄的故事时，加缪这样写道。与推巨石上山的故事相比，我倒更喜欢发生在这个英雄身上的另一个小小的插曲，正是由于这个插曲，西绪弗斯才会去推那个巨石——他踏着沉重的步伐，永远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