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对我们来讲都是困兽犹斗式的。我以为，我们的小说，需要对这样一种经验进行有意识的呈现，这种呈现的过程就是命名的过程。我本人前不久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或许哪一天我会把它写成小说。现在都市里的有钱人，喜欢买明清家具。客厅里摆上古旧的从农村收上来的明清家具，成为一种新的时髦。北京有个地方叫高碑店，从河南去北京，离北京最近的那个车站就是高碑店。那里有一条街，卖的都是这样的家具。我在那里看到很多老外，卖家具的人告诉我，老外都是成箱托运到国外的。我在那里看到一个东西，是农村喂马的马槽。店主告诉老外，这些马槽都是用来放鲜花的。老外买走自然就会用它来放花。我还看到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四姨太太颂莲用来敲脚的一套工具，好像有人指出过这是伪民俗。但现在店里的人告诉我，这是从什么时候的大户人家的后人那里收上来的，老外们很喜欢，中国人也很喜欢。店主说，很多明星，比如经常在电视剧里演皇帝的那个演员，演和绅的那个演员，都来这里买东西。我觉得，在那些临着农田，临着高速公路，临着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的店铺里，每时每刻都在讲述着这个时候才有的故事，里面包含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寓意。比如东西方的交往，传统与现代的关联，西方对于中国的想象，这样一种想象如何对中国构成了影响，并迫使我们自己改写自己的历史，以及大众传媒对生活的影响，等等。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的，我自己觉得这样一种复杂经验，在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不胜枚举。这是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一切都在发生改变。用迪伦马特的话来说，现在是祖国变成了国家，民族变成了群众，祖国之爱变成了对公司的忠诚。用索尔贝娄的话来说，以前的人死在亲人的怀里，现在的人死在高速公路上。这都是一些有待命名的新经验，当然我说的是用文学的方式命名，是用一定的叙述形式来适应不同的现实。叙述这一现实大大超过文学的范畴，是我们认识现实的基本依据之一。关于小说，我们的庄子曾创造过两个词，一个是“小说”这个词。庄子是中国第一个小说家，也是第一个说出“小说”这个词的人。在《庄子外物》里，庄子说：“饰小说以干县（悬）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它的意思是说，粉饰一些浅薄琐屑的知识以求取高名，那么距离通达的境遇还差得很远。显然这里的“小说”，与我们后来提到的小说，有很大不同。它也不是专用名词，它指的是浅薄的知识，没有虚构，讲故事的意思。但是后世关于小说的一些看法，却多少沿用了庄子的说法，并使得它最终成为一个专用名词，成为一种叙述文体的称谓。另外一个词是“卮言”，“卮”是古代盛水的器皿。庄子的意思是，语言就是“酒杯中的水”。水因为酒杯的形状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形式，所谓随物赋形。我想，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小说作为一种酒杯里的水，应该能用自己的方式对这种复杂的文化现实做出命名，即做出文学的表达。当然，这样一种表达，有时候会让人感到不习惯，不舒服。我自己感觉，我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当然它也让一些朋友觉得不舒服，不习惯。我写的是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乡村，这个乡村与《边城》、《白鹿原》、《山乡巨变》里的乡村已经大不相同，它成为现代化进程在乡土中国的一个投影，有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其中很多问题，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觉得我们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进入乡土，谈论的很多问题，都是水过鸭背，连毛都不湿的。这篇小说，我写得好坏是一回事，但一定要触及，我觉得我触及了。如果我写得不好，我当然应该羞愧，但我没有必要十分羞愧。在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文学界讨论，说小说的写作已经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了。现在看来，这个说法太简单了，甚至有点荒唐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重要性，应该说从来都是等量齐观的，而且它们密不可分。几千年前，庄子用一个词“卮言”就把问题表达清楚了。但为了谈论的方便，我想把这个问题拎出来再说一遍。又因为具体的写法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所以我只能从方法论上来谈。有一本书，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耿占春先生的《叙事美学》。耿占春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评家，有很多洞见，而且他的洞见都带有自己的体温。他在这本书中谈到一种新的小说形式，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我注意到张大春的《小说稗类》里也谈到这个问题。我想，这涉及我们这个时代对怎么写的一些思考。耿占春和张大春，他们都引用了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一段话：“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网。”张大春说，这种小说“毕集雄辩，低吟，谵语，谎言于一炉而冶之，如一部‘开放式的百科全书’”。说这样一种小说形式是“新的”，可能有人不同意，比有人会说《圣经》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司马迁的《史记》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也就是百科全书式的，你怎么能说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是新的呢？对这样一种质疑，我只能张口结舌。我唯一可以辩驳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