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段，啊啊啊什么的。那么接下来可能是帕瓦罗蒂的死，他的前任老婆后任老婆，一大堆女儿在争遗产什么的，刀光剑影，鼓角铮鸣。随之出现的可能是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地理、政治、经济状况、足球，马特拉齐和齐达内，那个像靴子一样的国家的很多风物会突然闪现。我们会发现，你很快会从一个事物跳到另一个事物，从一个词进入另一个词，从一个片段进入另一个片段，用南帆先生引用的罗伯茨的话说，你是沿着不同的符号路线转入各个分支通道，并根据一个巨大的文本库创造出一个非线性的叙述文本。

因为百度和谷歌等搜索引擎的广泛使用，现在我们对这样一种描述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想起很多年前，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对一个朋友谈起，我曾经想写一部小说，就是用报纸的方式写一部小说，有无数的相关链接，但围绕着一个人的命运展开。我连名字都起好了，就叫《孙良晚报》。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经常写一个叫孙良的人的故事。但后来我的兴趣转向了别的方面，所以这部小说只留下了部分片段，只是以中短篇小说的方式发了出来。现在我看到罗伯茨的描述，我感兴趣的是他对这样一种编排方式有着怎样的评价，怎样的感受。我吃惊地发现，他的感受跟我当初的担忧非常相似。什么感受，什么担忧呢？就是这种文本的零碎感让人感到不适。所有的文本虽然可以相互链接，但它们实际上是彼此隔绝的。那么这样一来，作品不可能有自己的风格。我们知道作家的修辞风格，是作家存在于世的重要证明。那么这么一来，作家何在？更重要的是，作家又如何亮出自己的观点？当你的写作变得和报纸一样的时候，你的写作和报纸的区别在哪里？你是不是被报纸同化了？我知道这种写作，很多时候被命名为狂欢化的写作，它也确实有某种狂欢性质，狂欢到自己的眼睛和手都不够用了，跟不上喽。这种情形下，你是否还有时间，哪怕一点点时间，在沉思和默想中，在文学的静穆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那么你本人何在？你的意志何在？你似乎冲破了原有的文本的限制，但你却进入了另一种限制，所以你的自由写作说到底很可能是一种假象。我想，这种困境可能也是进行比较极端的文体实验的人，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我想对此保持警惕或许是必要的。

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终于认识到，我们确实还有许多苦痛，而自己的苦痛在好多时候是无法被娱乐化的，是无法被通约的，是需要你个人，或者你这个写作群体独自去面对的。也就是说，我们依然有个非常坚硬的内核，无法被化解。我们依然有着自己的黑暗背景，需要自己去面对。那些苦痛，那些属于中国作家自己的苦痛，仍然会不时地袭上心头。虽然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俗化浪潮已经席卷中国，西方发达国家的所有经济和文化产品已经涌入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洋溢着一种欢乐的气氛，但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历史依然带着强大的惯性在向前滑行。那么，与此相适应，一方面中国好像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与国际社会大面积接轨，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依然处于前现代时期。这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式的处境。因为处于前现代时期，所以，我们仍然有一种可以被称为传统的痛苦，比如贫困、暴力、愚昧、压抑，我不妨把这样一种痛苦称为“重”的痛苦，它是一种“重”，一种难以承受的“重”。我由此想到波兰作家米沃什的一个说法，米沃什说，事实上存在着“另一个欧洲”，而波兰就处在那“另一个欧洲”。什么意思呢？他是说波兰虽然处于欧洲，但是波兰人却依然生活在欧洲的某一个已经结束了的历史之中，生活在欧洲的过去时。所以，他那种痛苦，在别的欧洲人看来，是一种过时的痛苦。那么，这样一种境遇与我们现在的境遇，其实非常相似。对别人来说，历史可能已经终结，马拉松长跑已经撞线，香槟酒已经打开，甚至香槟酒的泡沫已经消散。但对我们来说，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仍能感受到历史的巨大压力。所以，我说这是一种“重”。

那么除了这种可以称为“重”的痛苦之外，我们确实还有一种比较新鲜，听上去也比较别致的痛苦，同时也确实很真实的那种苦痛。那就是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乌托邦梦想破灭之后知识分子灵魂的空虚，以及由于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而带来的无力感，以及被压抑的欲望获得释放之后的困乏状态。这种新鲜的痛苦，如果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这种痛苦或许也可以称为“无法承受之轻”。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两种痛苦之间徘徊，并为此发出悲鸣。

显然，这样一些经验，都是我们无法轻易消化的。但是这样一些经验，这样一些无法被大众媒体吸纳的经验，都有赖于我们去呈现，而且或许只有通过小说虚构去呈现。所以我最后想说，在这个传媒时代，不管你做出怎样的应对，怎样的调整，你最后要解决的，是如何用小说去面对这种“轻”和“重”的痛苦，面对它们的繁复关系，小说的虚构也由此可能获得它的意义和尊严。

让我回到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布罗茨基的那句话，那个关于疑团的说法。我把我的疑团讲清楚了吗？没有，很可能没有，很可能那疑团越来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