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往门口走，脚边踢到片东西，弯腰捡起来，是片枫叶，不知谁带进来的，红得透亮。她捏着枫叶转了转，忽然笑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大仲马，写的啥？”

我一愣，随即给她讲起了《基督山伯爵》。这是我在中学红卫兵团的办公室里，从收缴的一堆黄书中翻到的。我讲得眉飞色舞，她靠在门框上听，时不时问一句“后来呢”。

夕阳从她身后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描得毛茸茸的，连辫子梢都泛着金边。末了她叹口气：“这些书，我都没读过。”语气里有点怅然，却没半点不自在。

我要走的消息传到她耳朵里时，枫叶已经落满了厂路。那天她来宿舍找我，手里捧着本《短篇小说写作知识》，这是我之前借她的。“给你。”她把书递我，指尖碰了碰我的手，凉丝丝的。

我翻开书，一片枫叶掉了出来——正是那天仓库里她捡的那片，被压得平平整整，红得像没褪过色。

“以后到了新地方，”她站在门口，背对着光，声音有点闷，“别忘了给我写信。”

我捏着那片枫叶，叶尖的锯齿硌着掌心。“你也得读点杂书。”

她笑了，还是那种浅淡的笑，却比以往都久些。“好！”

后来我常想起那天，她站在门口的样子，蓝布工装，黑辫子，身后是漫天的晚霞。那片枫叶我夹在日记本里，每次翻到，都像能听见她念“立雄心，树大志，坚定不移学马列”的声音，也好像能看见她靠在门框上，听我讲大仲马时，眼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