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文学大家刘勰在其着作《文心雕龙·熔裁》一篇当中所述：当我们着手起草一篇气势恢宏、篇幅较长的大作时，首先需要设定三个标准。起始阶段，即要根据所要表达的情感来定位文章的整体框架与体裁；发展至中间部分，就应当斟酌各种事例并从中选取最具代表性者以为所用；而到了收尾之际，则需精心拣选言辞从而凸显出整篇文章的核心要点所在。此乃刘勰所倡导的赫赫有名的“三准”之说。

依刘勰之见，若想要构思创作一篇长篇巨制（所谓“草创鸿笔”），那么首要之务便是确立好文章的“情志”，也就是为其寻觅到一种恰如其分的“体裁”。接下来的第二步，则是仔细衡量手头已有的各类素材，并从中遴选出那些能够充分展现主题且极具典型性的事例。至于最后的第三步，自然是对文辞加以精挑细选以及锤炼打磨，借此让文章的关键要义得以清晰呈现。对于刘勰的这番高论，五明深感言之有理，深表赞同。这是因为，所谓“文章”本质上乃是一种借助语言文字来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精心“制作”行为。如此一来，其具备“体裁”也就如同“宫室必然存在相应的建造制度，而各种器皿也会有特定的制造法式”一般顺理成章了——世间所有的制作活动都会拥有各自独特的“体式”。正如陶艺家注重模具（模型）的运用，冶金匠重视模范（模子）的打造，方形物体依赖矩形规则，圆形物件遵循圆周规范那样，文章创作理所当然地应该推崇并遵循“体裁”的要求。自刘勰以来，历代研讨“文论”之人无一不高度重视对“体裁”的细致分辨与恰当选择，并强调道：“文章应当将体制置于首要位置”以及“撰写文章最关键之处在于准确辨别文体”。总之，如果对于各类文章的体制未能清晰理解其中的清浊规矩，那么便仓促间难以成功完成创作。即便是现代文学领域的一代宗师鲁迅先生也曾发表过类似观点：“但凡存在的文章，只要进行分类划分，必定能够找到它们所属的类别归属。所谓“类”，其实所指代的便是那些拥有相同“体裁”的事物。这里还提到：“一旦内心产生了些许细微的感受与触动，便可以挥笔写下一些篇幅较短的文章；而当获取到较为规整且完整的素材时，则更适合去精心构思并创作出短篇小说。”一直以来，他都极为擅长根据实际情况来衡量“体裁”这一要素，并依据具体的“材料”去确定最为恰当的“体裁”形式。正因如此，我们始终坚定地认为，具备某种程度上特定的“文体感”乃是成功跨越“写作关卡”的关键要点之一。唯有真正拥有了一定的“文体感”——也就是对于各种不同体裁的分类方式以及各自独特特点有着深入的认知、敏锐的感知并且能够精准地掌控把握，那么在正式展开写作之前，才有可能做到“正确确立其整体体制框架”；而在完成写作之后，也才能够确保最终成果“不会偏离既定的体裁规范”。

五明深刻地认识到，所谓“体裁”并非是亘古不变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的发展演进，一些曾经盛行一时的体裁逐渐销声匿迹，比如那庄重肃穆的“诏”、紧急迫切的“敕”、精巧别致的“七”以及文辞优美的“连珠”等等；然而与此同时，许多崭新的体裁又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像是便捷高效的通讯、详实客观的报告、自由灵动的散文诗、犀利泼辣的杂文，这些皆属于现代的伟大创造，还有精彩纷呈的电视剧、气势恢宏的歌舞史诗、深入浅出的科普文艺以及妙趣横生的相声剧等等，这一系列都是当代智慧的结晶。不仅如此，即便是同一类体裁，其写作方式亦非始终如一。以短篇小说为例，它从过去相对传统单一的叙述模式逐步演变至如今多元化且富有创新性的表现手法；再看报告文学，无论是取材角度还是呈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于新诗，则更是在格律、意象营造等方面不断突破自我；就连话剧这种舞台艺术，在剧情编排和表演风格上也与往昔大相径庭。因此，面对“体裁”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我们应当持有一种明智且健全的态度，既要坚守某些既定的规则与格式，充分尊重并传承其内在精髓，又要勇于开拓创新，大胆突破既有框架的束缚，从而将“守格”与“创格”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实现既能遵循“体制”又不为其所局限的理想境界。要想真正地掌握住某一种文学体裁所蕴含的基本精神以及其所遵循的原则和要求，只有做到大体上符合规范且适宜得当，比如将具有记叙性质的文章改写成论述说明类的文体，如果像《足迹》这类原本适合记叙的题目被写成了论说文；或者反过来，把应该写成论述性质的文章例如《小事不“小”》弄成了记叙文，那么这就不再仅仅是不够恰当合适的问题了，而属于严重偏离文体范畴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跑题”，如此一来，才应当准许创作者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里以及适度的幅度内充分施展其独特的创新能力，以此来顺应这种体裁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