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亚里士·多德的土耳其哲学家（也可能是印度哲学家）。此人大力推广，或姑且说竭力鼓吹，一种叫作由因及果式 或演绎式 的分析方法。他从他坚持认为的自明之理 或“不言而喻的真相”开始，然后通过“逻辑的”过程得出结果。他最了不起的两个门徒一个叫流口利得[85] ，一个叫侃得。且说亚里士·多德一直独领风骚，直到一位叫什么霍格的人出现，此人有一个别号叫“埃特里克的牧羊人”[86] ，他提倡一种截然不同的分析方法，并将其称为由果溯因法 ，或者称归纳法 。他的方法完全涉及感觉 。他是通过观察、分析和归类，最后把事实——即他爱拿腔拿调地说的自然事例 ——总结为普遍规律。一言以蔽之，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以本体 作基础，霍格的方法则以现象 为依据。对啦，后一种方法在提倡之初赢得了世人的高度赞美，亚里士·多德顿时声名扫地。不过他最后终于东山再起，被允许在真理 这个领域与他的现代对手平分秋色。当时的学者们 坚持认为，只有亚里士多德式和培根式 的道路才是可能获取真知的途径。你肯定知道，“培根式”这个形容词是作为“猪猡式”的同义词而发明的，它听起来更悦耳，看上去更高贵。

我亲爱的朋友，我向你保证，最断然地保证，我所讲述的这件事绝对有最充分的根据；而你很容易就能看出，如此明显的一种荒唐观念那时候肯定起过作用，从而阻碍了真正的学问发展——真的学问几乎总是以直观飞跃的方式向前发展。这种古代的观念把分析研究限制在蜗行牛步的速度；尤其是对霍格的迷恋狂热了好几百年，以至称得上正常的思想实际上完全停止。没人敢说一句真话，而为此他只觉得有负于自己的灵魂 。真情真相是否能被证明 为真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当时那些愚顽不化的学者 只看他获得真情真相所通过的途径 。他们对结果甚至不屑一顾 。“让我们看方法，”他们高嚷，“方法！”若发现被调查的方法既不属于亚里士（也就是说公羊）的范畴，也不归于霍格的领域，那学者们就会立即停止调查，并宣布那位“理论家”为白痴，从此对他和他发现的真理再也不予理睬。

我们当然可以断言，凭这种蜗行牛步的方法，哪怕是经历非常漫长的岁月，人们也不可能发现许多真理，因为对想象力 的约束是任何古代分析模式的稳当性 都无法补偿的过失。那些尤耳曼人、伏兰西人、英格利人和亚美利坚人[87] （顺便说一下，后者便是我们的直接祖先）所犯的错误完全类似那种自作聪明的白痴所犯的错误，那种白痴以为，他把东西拿得离眼睛越近就肯定会看得越清楚。那些人被细节蒙住了眼睛。当他们按照霍格式方法分析问题时，他们所依据的“事实”通常绝非事实，而是堆鸡零狗碎的破烂，只不过一直被假定为是事实而且肯定是事实，因为它们看上去像是那么回事。当他们沿着公羊之路分析问题，他们的那条路简直还不如公羊角直，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他们肯定都丧明眇目，甚至在他们那个时代也看不见这点；因为甚至在他们那个时代，许多早就“被确认的”自明之理也已经被否定。例如——“无中不生有 ”，“物体不能运动于它不存在之处”，“世间绝没有恰恰相反的事物”，“黑暗不可能来自光明”——所有这些和类似的另外十几条早被世人断然而正式地承认为自明之理的命题，甚至在我所说的那个时代也显然站不住脚。由此可见，那些坚信“自明之理”为真理之不变基础的人是多么愚蠢！可即便从他们最有判断力的推论家口中，也很容易证明他们的自明之理大体上是一堆莫名其妙的废话。谁是他们最有判断力的逻辑学家呢？让我想想！我得去问问庞狄特，一会儿就回来……啊，有了！这儿有一本差不多写于一千年前的书，最近刚从英格利语翻译过来——顺便提一下，英格利语好像就是亚美利坚语的雏形。庞狄特说，就其主题“逻辑”而言，此书无疑是最为精妙的一部古典论著。这位（在当时被认为很了不起的）作者叫什么米勒，或者叫穆勒；我们发现了一条关于他的重点记载，说他有匹推磨的马名叫边沁。[88] 不过让我们来看看这部宏篇大论！

啊！——穆勒先生说得真好，“在任何情况下，能否想象都不能作为自明之理的判断标准”。神志清醒的现代人有谁会想到对这条自明之理加以质疑？我们唯一感到惊讶的只能是，穆勒先生怎么会偏偏想到有必要对这种一目了然的事加以暗示。不过到此为止还没有什么差错——让我们再来看一页。这页上写些什么？——“矛盾之双方不能同时为真理——即不能同时存在于自然之中。”穆勒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棵树要么是一棵树，要么不是一棵树——它不可能同时是一棵树又不是一棵树。很好，可我问他为什么 。他的回答是这样的——而且绝不敢说还有任何其他方式的回答——“因为不可能想象矛盾之双方同为真理。”可是根据他自己的论证，这压根儿就不是答案；因为他难道不是刚刚才承认“在任何情况下 ，能否想象都不能作为自明之理的判断标准”？

我现在之所以抱怨这些老前辈，主要还不是因为他们的逻辑即便照他们自己的论证也是毫无根据、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