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国家就像换家旅店一样轻率。正所谓“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司马光《〈新五代史〉序》）政治混乱到了极点。

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文人的命运完全操纵在武夫的手中。这些武夫很多大字不识一个，多擅权不法，文人能够在这乱世中保住自己的性命已属不易，遑论致君尧舜，经国安邦！

盛唐以功业自诩，以诗歌来表达对那个伟大帝国的希冀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中唐盼望中兴，希望帝国能够回归昔日的辉煌的时代责任感也成为陈迹；

甚至晚唐，对昔日辉煌不再，帝国江河日下的惋叹也没人再提起。

帝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帝国，君王也不是以前那个君王。

国事、天下事，似乎已经不关文人之事。乱世中侥幸保住小命的文人们，不再像他们的先辈——王勃、陈子昂——一样，将自己的眼光放在山河和庙堂之上；也不像杜甫、白居易一样，用悲悯的目光关怀涂炭的苍生；甚至很少像王维、孟浩然一样，把自己的身体与心灵放逐到山水和信仰之中。谈国家、谈苍生显得太奢侈，也太危险，因此文人们开始把目光由社稷转移到了闺房，由塞外转移到了庭院，由建功立业转移到了儿女私情。唐诗的高歌，就转变为了花间的浅酙低唱。

且把江山·都换了浅斟低唱

在十国割据政权中，前蜀皇帝王建算是一个尊重文士的武人，他任用韦庄等一批文士为高官即是证明。这种相对的宽松政策外加秀丽的巴山蜀水，也使前后蜀成了当时文人难得的一个避难场所，以至于后人有的就直接把花间词派称作“西蜀词派”。

前后蜀君臣都好沉迷声色，醉生梦死。据清代叶申芗所著《本事词》记载：

前蜀主王衍好裹小巾，其尖如锥。宫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燕支夹粉，号“醉妆”。

从王衍作的一首《醉妆词》中，我们依稀可以看见前蜀皇帝醉生梦死的情景：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在酒杯和女人堆里打滚的词，必然就带有浓浓的脂粉味。比如王衍描写宫人的罗裙：

画罗裙。

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

薄春。

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沦落在风尘。

这样的词，已经抛弃了三百年唐诗建立起来的宏大气魄与格调，变得跟齐梁时期的淫词艳曲无异了。

相比之下，后蜀主孟昶的审美品位似乎要高一些。他自己就曾经对臣下说：“王衍品行浮薄，喜欢作一些轻艳的词，我是不作这些的。”孟昶是写春联的鼻祖，他曾创作了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从此开启了中国贴春联的习俗，至今不衰。孟昶当蜀主的时候，觉得成都颜色过于单调，就下令让城上遍种芙蓉，盛开四十里。唐代以来，成都因织锦而被称为锦城，而从孟昶之后，成都又多了一个新的美称“蓉城”，这个美称一直沿用至今。

苏轼说，他七岁的时候，在眉山遇见一个姓朱的老尼姑，有九十多岁了，老尼说曾经跟随师父到孟昶宫中。一次天气很热，孟昶与宠妃花蕊夫人到摩诃池上避暑，作了一首词，老尼还能记得。苏轼说，这事过去四十多年了，老尼已经去世，没人知道这首词。苏轼也仅记得前两句，于是他就以此为开头，凑成一首《洞仙歌·冰肌玉骨》。

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虽然这首词大部分出自苏东坡之手，但是能让苏东坡有兴趣续写下去的词，本身应该不是泛泛之作，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孟昶的水平。《蜀梼杌》说孟昶“好学，为文皆本于理”，应该是有根据的。

《词林纪事》载有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清无汗》，有人说这就是那首原词：

玉楼春

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不过很明显的是，这首传说是孟昶的原词居然与苏轼续写的词惊人的相似，显然不是苏轼的记忆力太好。有后人指出，这首词其实是当时东京的士子隐括东坡词而来，这种解释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与前后蜀类似的是，五代时期的南唐也是当时难得的一个尚文好士的政权，而这种尚文好士似乎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上下竞相填词，君臣置江山社稷于不顾，如南唐中主李璟与大臣冯延巳就属此类。

冯延巳（903—960），又名延嗣，字正中。他学问渊博，文采飞扬。但是作为大臣，他却是尸位素餐，无能之极。据陆游《南唐书》记载，冯延巳曾经说：“先主李昪（指南唐先主李昪——笔者注）打仗损失几千人，就愁得吃不下饭，成天唉声叹气，这是地道的田舍翁，怎么能成大事。现在主上（李璟），数万军队在外面打仗，一点不放在心上，照常享乐，这才是有气魄的皇帝。”冯延巳在朝中结党营私，专横跋扈，和其他几个善于投机钻营的大臣被别人称为“五鬼”。但是他又多才多艺，这一点连他的政敌也十分佩服。当时的一个大臣孙晟曾经当面指责冯延巳说：“我文章十辈子都赶不上你，言谈诙谐，宴饮喝酒，我一百辈子都赶不上你。”但是孙晟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