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永恒的自然却偏爱用看似重复的季节变换来折磨人的神经。词是新的，酒也是新的，但是，新词新酒背后暗示的却是旧词旧酒的逝去。每一年的春天都是那样沉着而不动声色地到来，每一个季节似乎都是去年同样季节的回归，而在周而复始的季节变换中，容颜却渐渐老去。春景越是美丽，越是提醒词人，这样的美丽，已经越来越少了。花开似锦的背后，永远是花落不知多少；燕去燕归，似曾相识的风景之下，永远是日渐陌生的容颜。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岁月的流逝是人生永恒的主题，这主题并不因人的境遇的不同而相异，甚至，境遇优裕的人，会更担心美好的逝去，更怀念流逝的时光吧？而这种担心和怀念，用诗的语言表现出来，便成了鲛人的眼泪，轻轻滴下，化作珍珠，与大海一样永恒。晏殊把自己的词集起名《珠玉集》，原因大概也就在此吧。

值得注意的是晏殊在词中对待情感的态度。叶嘉莹先生认为，晏殊是一个理性的词人：

每个人用情的态度是不同的，每个人感情的本质是不同的。我所说的理性的诗人，不是那一种鸡毛蒜皮斤斤计较的那种理性，而是说对自己的感情有一种节制，有一种反省，有一种掌握，有这样修养的能力，这是理性的诗人。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

叶嘉莹先生认为，李煜对人生的悲哀是入而不返，“扎进去就不回头了。而圆融者，就是有一个周遍的、对于宇宙循环无尽的、圆满的、整体的认识，融就是融合贯通。”（同上）

所以，李煜的愁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覆水难收，而晏殊的愁却是“小园香径独徘徊”，时刻留有余地。

不过，将李煜与晏殊进行对比多少有点不公平：一个是从皇帝沦落下来的囚徒，而一个是权倾朝野、悠游卒岁的宰相。囚徒自当以泪洗面呼天抢地，而相爷则是时时要顾忌地位身份，不能过于情绪化。

有身份的人跟没身份的人写东西显然是不一样的，后者可以不管不顾，一发不收，前者就必须考虑自己的地位角色，万不可想唱就唱。晏殊的很多词技艺精湛、感情深醇，但却始终感觉作者有些欲言又止。晏殊词就像蒙着面纱的女子，隔着一层，总是矜持。

作为资深贵族，晏殊即使在炫耀富贵的时候也是注意随时隔一层的。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记载：晏殊一次看一个叫李庆孙写的《富贵曲》，里面有这样的话：“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晏殊说：“这是乞丐相，是那种不了解富贵的人写出来的。”晏殊自己吟咏富贵，从不夸耀金玉锦绣，而只是说气象，比如“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晏殊夸耀说：“穷鬼家可能有这种风景吗？”

所以，真正的富人绝对不会像今天这般上网晒自己的爱马仕、LV，明天发微博展示自己的兰博基尼、保时捷，那些都是浅薄的富二代，而且多半都是坑人的。真正的富人似乎只会在不经意之间“一不小心”露出自己的豪富，比如皱着眉头，无比痛苦地抱怨上周吃的鱼子酱可能不是黑海鲟鱼的，不然为什么口感这么差；又如西施捧心似的幽怨地向你倾诉两个月来往返于欧洲和美国之间，时差始终没倒过来，已经罹患严重的神经衰弱。这时候你对他不仅不会有一丝的仇富心理，还会伸出你温暖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他冰凉的小手，无比同情地建议：以后还是别这样为了世界人民而糟蹋自己了吧，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时候他再充满感激地泪眼与你对望，哽咽道：我何尝不想做一个普通人，过平常的日子啊……如果这时候你们能不失时机地凝望对视，深深点头，一场品位高雅、含而不露的炫富秀就算功德圆满了。

晏相公就很擅长这一套。

看来，炫富也不能没有文化啊！

万家忧乐到心头范仲淹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是前泾州知府滕子京被贬到岳州担任知府的第二年。这一年，他主持重修了洞庭湖边的名楼岳阳楼，按照惯例，他也邀请了一位文人写一篇文章来纪念此事。滕子京对这篇文章充满了期待，因为他请的人，是自己的同举进士，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大文豪——范仲淹。两个人都希望这篇文章能名垂千古。一千年后，历史证明，他们做到了。

自幼孤贫的勤学书生

端拱二年（989年），范仲淹出生在徐州，他的父亲范墉曾任职于吴越王幕府。范仲淹出生的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孤苦无依，只好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改嫁山东淄州一户朱姓人家，范仲淹也改名叫朱说（yuè）。

朱说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至今还流传着他勤学的佳话。朱家是当时的富户，但是为了励志，朱说二十一岁就到附近的醴泉寺读书，生活极其艰苦。每天他只煮一锅粥，凉了之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拌上一点韭菜和盐，就是一顿饭。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自己并不是朱家后人，便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于是独自前往南京（当时的南京即今河南商丘）读书。

在南京期间，朱说仍然昼夜苦读，由于经济拮据，仍不得不靠喝粥度日，甚至有时候粥都不能保证。他的一位同学知道之后，告诉了自己的父亲，于是给朱说送来了许多饭菜，可是直到饭菜放坏，他还是一点都不碰。问及原因，他说：“我很感激你的厚意，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