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上，他就是在那里刚刚又杀害了一名女性，向破门而入的警察绝望地求饶。他名叫保罗，这个畜生，你想想看，他刚杀死第九个受害者，被拖进押运车，第二区出动了全部警力毫不情愿地保护他，否则他会被人群撕碎。若西亚娜已经有充足的时间来习惯这一切，将洛朗从形象淡漠的记忆中埋葬，但对我而言却太过突兀，难以置信，直到她的快乐感染了我，使我确信再没有什么洛朗，我们又可以在拱廊街街巷间漫步，不必担心门廊里的阴影。我们有必要一起出去庆祝重获自由，而且已经不再下雪，若西亚娜想要去皇宫街的拱窗走廊，在洛朗作祟的日子里我们从未去过那里。我们唱着歌沿珀蒂·尚普大街而下。我许下诺言，当天晚上要带若西亚娜周游街上的夜总会，最后回到我们的咖啡馆，在那里借助白葡萄酒的力量，她将原谅我所有的薄情和隐匿。

在短暂的几个小时里，我为着拱廊街区的幸福时光而肆意畅饮，成功地说服自己大恐慌已经终结，我已完好无损地回到灰浆与花环的天空下；与若西亚娜在拱窗走廊翩翩起舞，彻底摆脱这种飘摇无主状态带来的压力，在我最好的生涯里重生，远离伊尔玛的客厅，远离家中的庭院，远离古埃姆斯通道差强人意的慰藉。此后与琪琪、若西亚娜和老板开怀交谈时，我仍未得悉那个“南美佬”的结局，即使到那时我仍未想到，自己正在经历的不过是往昔的延宕，是最后的美好时光；他们提到“南美佬”的时候带着嘲弄的冷漠，就像谈论街区里随便一个怪人，只是用来填补聊天中的空隙，并很快被更有趣的话题所取代。“南美佬”在旅店房间里的死亡不过是一条顺道提及的消息，琪琪已经把话题转到将在碧特街一家磨坊里举办的派对。我努力打断了她，向她询问一些细枝末节，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为什么这样做。从琪琪那里我了解到若干琐碎的细节。“南美佬”的名字原来是一个法国姓氏，被我随即忘却，他在福布格·蒙玛特大街突然发病。琪琪在那里的一个朋友告诉她这一切，孤独、昏暗的烛光照在堆满书籍和纸张的壁桌上，那只灰猫被他的朋友收养，旅店老板的怒气，因为后者正在期待泰山大人的来访却赶上了这种事，无名墓地，遗忘，碧特街磨坊里的派对，马赛人保罗的被捕，普鲁士人的无礼，是时候给他们点教训了。就像从花环上除去两朵干枯的花，我渐渐从这一切里摘出来两起在我看来彼此呼应的死亡，“南美佬”和洛朗，一个死在他旅馆的房间里，一个消失在虚无中，被马赛人保罗所取代。二者几乎是同一个死亡，在街区的记忆里一去不返。在那天晚上我仍然相信一切都能回到大恐慌之前，若西亚娜在她的阁楼里再一次回到我的怀抱，分手的时候我们约好去派对和郊游，只等夏天来到。然而街上结了冰，战争的消息迫使我每天上午九点都要出现在交易所；凭着那时在我看来一种值得嘉奖的克制力，我强迫自己不去想我那失而复得的天空，在工作到恶心之后和母亲共进午餐，感谢她使我恢复健康。整个星期里我忙于与证券搏斗，无暇他顾，顶多抽空跑回家冲个澡，换上的衬衫没几分钟又会湿透。原子弹投在广岛，在我的客户中间引发了恐慌，亟需展开一场漫长的战役来抢救那些最危险的股票，在这个纳粹节节败退，独裁者螳臂当车般徒劳挣扎的世界上找到一个光明的前景。当德国人宣告投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都拥上街头，我以为自己可以喘息一下，但每天早晨都有新的问题摆在面前。那些日子里我和伊尔玛结了婚，在此前我母亲几乎犯了心脏病，所有的亲戚都归咎于我，或许他们是对的。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既然拱廊街区的大恐慌已经终结，为什么还不能和若西亚娜相聚，重新徜徉在我们的石膏天空下。我猜想是工作和家庭责任束缚了我的脚步。我只知道作为一种慰藉自己偶尔会走到古埃姆斯通道，眼神空洞地向上打量，喝着咖啡，回想那些个下午（每一次回忆虚幻感都多了一分），我只需漫无目的地游荡一阵就能到达我的街区，在暮色中的某个街角找到若西亚娜。我从不愿承认花环已经彻底收结，我再也不能在拱廊街或街巷间与若西亚娜相遇。有段日子我总会想起“南美佬”，在乏味的反复思忖中我编造出一个慰藉，似乎是他为我们杀死了洛朗，也藉着他自己的死亡杀死了我；我借助理性告诉自己，不是这样，是我夸大其词，随便哪一天只要我回到拱廊街区，就能找到若西亚娜，她会为我长久的失踪而惊讶。就这样时光流逝，我呆在家里喝着马黛茶，听着伊尔玛说话（她即将在年底分娩），意兴索然地盘算等到大选的时候该投庇隆还是坦博里尼的票，要不要投弃权票或者索性呆在家里，喝着马黛茶，看着伊尔玛和庭院里的植物。

[14]原文为法语，系引自法国作家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1846-1870）的《马尔多罗之歌》（Les Chants de Maldoror）。科塔萨尔有意隐去引言的出处及其作者姓名，这正是本篇作品的玄机所在。[15]“古埃姆斯通道（Pasasje Güemes）”，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近似骑街楼式的建筑。由意大利建筑师Francisco Gianotti设计，1915年竣工，为阿根廷“新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