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留情，至于怎么干，却没个确凿的说法。几天下来，两头都不讨好，两边都不服气，最后竟灰溜溜没人搭理了。

院领导和教师中有些不明白事儿的，也许是被关的有些歇斯底里了，竟然跑到窗口大骂文化大革命，大骂中央文革小组。楼下几百个“土革支队”的人听了，算是找到了辫子，拉着工作组前来质问。谢有盼等人也正愁和“土革支队”弄得太僵不好收场，北京城里开始刮起新的“血统论”论调，各院校派系正在以此为标准重新排列组合，有着“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开始被排挤出任何一个革命组织，甚至直接遭到批判。被保护者犯了这样的错误，“支革公社”就只能把他交出去了，而且刚好是个台阶。“支革公社”发布声明，经过认真的审查，揪出了以学院办公室主任郝秦安为首的八名“走资派”，应予开展共同批判。

交出去的一共八个人，有两个竟然是自愿的，说早晚都得掉这层皮，早掉早回家。于是，北京法律学院出现了自运动以来从未有过的场面，“土革支队”加上“支革公社”，足足一千五百多人，共同开展了对这八个“走资派”的严厉批判。经两方面协商，院领导们也出来挨批，但是不会对之动武。谢有盼和贺卫东站在高台上，一左一右赛着嗓门，台下两派力量前些天还打得头破血流，如今竟然肩并肩战斗了。

这一天，“土革支队”和“支革公社”骨干们正在校会争吵，商量双方在组建“革命师生委员会”过程中的问题，谁说了算，谁占多数常委等等，吵了一上午仍没个头绪，火药味儿又开始出现。这时突然传来消息，校门口闯进来两千多个“红卫兵”，一色的绿军装，红袖章，见人就问成分，问支不支持造反，两句话不合就抓人打人，气焰十分嚣张。

“反了他们了！一群屁崽子，竟然敢打进咱学校来？中央指示‘运动不出门’，他们是受谁指使的？是哪个学校带的头儿？”贺卫东一把将军帽摔在桌子上，恶狠狠地说道。

“不能让他们进来，更不能让他们占了咱们的教学楼，没准儿后面还有人……我的意见是把他们挡出去。先劝，劝不住就往外推，推不动就往外打！反正工作组的同志们还在，革命也要有组织原则，不能乱来，我们保卫本院的革命成果，师出有名！”谢有盼立刻对贺卫东表示支持，紧了紧腰上的军用皮带说。

“组建革命委员会的事情，我们两边先放一放，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致对外。这些初高中生‘红卫兵’到处瞎闯，连清华大学都敢冲，我们坚决不能让他们乱来，破坏我们辛辛苦苦创建的革命成果……谢老二，咱俩儿去和他们理论一下，在座的各位回去组织人力，要做好动手的准备。”贺卫东又把帽子戴上说，同时向谢有盼伸出了右手。

“嗯，同意，你们的人从一号楼绕过去，我们的人集中在礼堂前面，一有问题就冲下去，两边都看我们的信号！”谢有盼迟疑了一下，和贺卫东重重地握了个手。

“红卫兵”压根儿就不是来谈判的，谢有盼和贺卫东只和对方理论了几句，对方就振臂高呼要夺权，要消灭一切敢于挡路的“保皇派”。贺卫东火了，照着领头的那个干瘦的小子就是一脚，勿须信号，双方立刻陷入混战。

一千多名大学生面对两千多“红卫兵”，毫无惧色，一副保家卫国的气势，身体条件也占了上风。对方毕竟是几个学校凑起来的，无组织无方向，但是打起来也颇拼命。僵持了一会儿，他们被冲势很猛的大学生逼回了校门口。谢有盼冲得性起，抡着棍子追几个满校园乱窜的“红卫兵”，刚擒住一个踹倒在地，突然觉得一阵风从脑后袭来。他还没来得及回头，一个人影猛地扑在了他的背上。

“啪……”

一只抡圆的铁锹重重地砸在那人的头上，飞洒的鲜血糊了谢有盼一脸。谢有盼抹开眼前滚烫的血，看见贺卫东的脸已经被打得歪去了半边，一只眼睛斜斜地耷拉在眼眶外边，粘稠而殷红的血象喷气一样从他太阳穴的伤口汩汩流出。

“卫东！我的好兄弟啊！”谢有盼大哭一声，紧紧抱住了瘫软的贺卫东。他想把他的眼睛塞回去，却发现那只眼球已经碎裂成一团红里透白的烂肉了。

“带江南雨走……带她走……你这个‘保皇派’……”

贺卫东登时气绝。

老三贺卫东，祖籍北京，汉族，出身工人阶级，生于1940年，于1966年6月20日为保卫北京法律学院文化大革命革命成果而壮烈牺牲……

贺卫东的牺牲，让“土革支队”和“支革公社”达成了空前的思想统一。双方的运动方向都向保卫北京法律学院的革命果实靠拢，院领导和教师们开始交代材料，整日关在教学楼里，但好赖有吃有喝正常回家，对于双方来说，都算达到了目的。

工作组对“6.20”事件非常关注，事发当日就向上面打了报告，新市委和“中革”小组代表一起来到北京法律学院调查，最后作出了“双方冲突系人民内部矛盾，各有死伤，属于革命观点的冲突事件，而非单方面革命行为”的结论。结论既出，“土革支队”和“支革公社”炸了锅，连被“土革支队”整了半月的院领导们都不干了，谢有盼更是怒火中烧。这个定性让贺卫东的死变得一文不值，连个革命烈士都不算。校园内，全院师生及教职员工两千多人黑纱披挂，召开祭奠大会，贺卫东的巨幅黑白照片高悬主席台，“土革支队”和“支革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