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救一个孩子，但是还没能真正地让他康复，就逼死了他的妈妈。我在坚持什么？我凭什么那么自信、那么固执、那么偏激？我凭什么呢？！”

　　她低下头，身子蜷缩起来，睫毛发颤，一行眼泪，滴落。

　　“凭着问心无愧。”庄恕突然开口，“问心无愧地去治病救人。”他加重语气，再次握住她颤抖的手，“你是好大夫，最好的大夫。”

　　“好大夫？”她毫无自信地重复，“你安慰我吗？”

　　“好大夫不是上帝。”他依旧握着她的手，望着她的眼睛，“好大夫没法决定生死。好大夫只是尽己所能，永远为了挽救生命而不断精研学术、技术，让自己有更好的本事，救更多的人。难道你不是一直如此吗？”

　　陆晨曦闭了闭眼，低声道：“从前我以为自己是的。可是今天，柳灵的死……我难辞其咎。我觉得我想救孩子，想赶紧救孩子一点错都没有，我觉得孩子越早手术越好，给柳灵时间去考虑，就是在减少孩子痊愈的机会。我觉得她懦弱，解决她懦弱的方式，就是不给她懦弱的机会，逼她必须承担责任。结果，却是死亡。我从前，为什么那么自负地以为，病人对我的投诉，上司对我的批评，说我不尊重病人，全都是他们不懂或者逃避医生的责任呢？！我凭什么这么自负啊！凭什么！！”她说着，把额头抵在膝盖中间，想要抽出被庄恕握住的手，然而，庄恕却加力握住，沉声道：“我职业生涯中管床的第一个病人，死了，是自杀。那年她三十五岁，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庄恕语声平静，然而那个“死”字，还是让陆晨曦一个哆嗦，抬起头来。他却没有看她，自顾自缓缓地说下去：“她是我轮转大外科的第一个病人。因结肠肿瘤入院手术。手术前那个晚上，她来到我的办公室，求我，在手术中替她偷偷做结扎输卵管的手术。她说她查了资料，这两个手术，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她说她可以立刻自己签手术同意书，但是请我把这份同意书，不要让她的丈夫和家人发现。”

　　“我告诉她。这违背操作规范。如果她想做这个手术，得重新做相应检查，做术前讨论，也应该跟家人商量。避孕与否是夫妻应该达成一致的事情。她这样做，对自己的家庭和睦，并没有好处。”

　　“她一下子哭了出来，对我说，他们全家的宗教信仰是不能避孕的。他们认为避孕等于杀害。但是她实在不想再生孩子了。她不想每天在家里伺候丈夫和孩子，尤其是新生儿——新生儿的夜哭让她崩溃。她本来有很好的学位，有很好的工作，她想恢复做母亲之前的生活。她不想她的人生只是一个妻子和母亲。”

　　“我告诉她，我非常理解。但是我不能违反规定为她手术。她的这些想法，应该跟她家人商量，取得他们的支持。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手术延期，然后为她请社工，帮她和家人交流。我说我们有专门的促进家庭和谐的心理学项目，我们……”

　　“她绝望地看着我。我说了很多解决方法，她只回答了一句。她说，大夫，你真的相信，那些心理辅导师可以调节所有的矛盾，而按照规矩办事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我还想再说下去，但她冷冷地说，就当她没来过。这个世界上，既然连她从小信的神，都只能给她带来痛苦，她为什么还要对一个人抱希望？觉得有人会关心她、救她？！难道是要相信——医生，真的是救人的天使吗？”

　　“第二天的手术正常进行。手术顺利，肿瘤的组织学检查良性。术后我找了社工，希望社工同她聊聊，但她的丈夫直接拒绝了。她丈夫说，他们信神，会做祷告，不会发生什么术后抑郁。神会照拂我们。我想我有些明白我的病人的痛苦了。但是，我需要尊重我的病人，也需要尊重病人的家属，宗教信仰问题尤其敏感。我向我的上级报告了这个问题，希望可以找到帮助她的办法，因为我修过心理学的课程，我觉得她已经有抑郁症了，她需要心理医生。显然，对于她而言，信仰没能解决她心理的问题，也就没法让她有健康积极的心态去解决生活的问题。我的上级说了句话，我们可以尽力，也可以去申请更高级别的社工帮助，但是我们无法保证解决问题。”

　　“事实上，他们拒绝了进一步的社工服务。”

　　“然后她出院了。然后我给她发过消息，她没有回。半年后，急诊接到一个割腕加服药的自杀患者，送到的时候，已经死亡——是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我拿起手术刀，都会想起她，想起她的脸，想起她对我说的话——‘难道要我相信，医生真的是救人的天使吗？’想起她绝望的神情。我会问自己，如果我不那么拘泥于规矩，如果我更热情，甚至如果我肯为了一个生命冒险，结果会不会改变？她的死，甚至让我质疑了很多东西，从医的初心，遵守的规矩，这个职业的取舍。”

　　庄恕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转过头，与陆晨曦目光相对，他深深地望着她，静了静继续说道：“后来，我所在的州发生校园杀人案，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手持枪械射杀，近百人受伤。我上司带着我做了十三台连台手术，整整六十个小时。十一台手术成功；另外一台手术还没开始，患者在从急诊送到手术室的途中心跳停止，复跳后，在我们开胸的时候再次停跳，没能复跳成功；还有一个患者，我们与普通外科和肾脏外科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