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工具，试图在体细胞中修复mSh2突变，你怎么看？”

杨平思考片刻：“基因编辑是直接修改源代码，想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很理想。但技术难度大，脱靶风险高，而且对已经积累了大量突变和表观遗传改变的成年患者，即使修复了胚系突变，那些后天获得的紊乱可能依然存在。”

他继续说：“我们的方法不修改基因，而是利用人体自身的系统调节能力来解决问题，恢复细胞正常身份状态，破除它们的伪装。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远远超过现有的任何先进医学技术，你想想受精卵到胎儿的自然过程多么复杂奇妙，现有的任何医学技术无法复制这种复杂的过程。”

不过曼因斯坦的话也启发了杨平，他说，“大多数慢性病和复杂疾病，问题不只在一个层。癌症尤其如此：硬件层有基因突变，软件层有信号通路异常，操作系统层有身份逻辑紊乱。从任何局部入手，最终只是疲于奔命，要真正解决问题，一定要充分利用人体自身的潜藏的能力。”

“任何传统疗法只是对三个层次的局部干预，而且试图使用某种医学技术来完成局部干预，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从整个系统入手，不管它在那个层次，问题出在哪里，我的干预目的不是改变局部，而是让系统能够认识到真正的错误，剩下的工作又系统自己去做。”

“这就比如，现在发现了罪犯，传统疗法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抓捕或者杀死罪犯，它想了很多方法。而我们是立即告警察，那个人是罪犯，帮助警察识别罪犯，剩下的工作交给警察去做。”

宋子墨接话，“K疗法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充分利用了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

“对！”

通过艾琳娜的病例，杨平现在坚信自己的假说的正确性。

艾琳娜提出了一个请求，“我能参观一下tIm蛋白的结构解析过程吗？我想看看它们长什么样子。”她的艺术细胞可能开始躁动。

陆小路带她去了冷冻电镜中心，在安全玻璃后，巨大的白色机器静静矗立，内部温度低至零下180摄氏度，捕获着分子世界瞬息万变的姿态。

屏幕上显示着最新解析出的、来自艾琳娜结肠腺瘤细胞的tIm-F变体结构。那是一个由三个亚基组成的复合物，像一朵扭曲的花，表面布满了沟壑、凸起和灵活的环区。

“K因子的结合位点在这里，”陆小路用激光笔指着其中一个凹槽，“它结合后，会诱导整个结构发生大约15度的旋转，这个旋转通过跨膜区传递到细胞内，就像拧动一个开关。”

艾琳娜凝视着屏幕上缓缓旋转的分子模型，久久不语。

“怎么了？”陆小路问。

“它很美！”艾琳娜轻声说，“如此复杂，又如此精妙。一个微小的旋转，就能改变细胞的命运。而我的身体里，有无数个这样的分子，生命真是奇妙。”

她转向陆小路：“你们的工作就像在翻译生命的语言。这些结构是字母，信号通路是语法。”

有艺术细胞人就是不一样，什么东西都能够用直觉来表达。

再一次结肠镜复查带来了决定性的结果。

“腺瘤数量：减少了三个。”内镜中心肖主任的声音有些激动，“只剩下三十四个，这三十四个全部较以前减小，其中有三个小于3毫米的扁平息肉，病理为低级别管状腺瘤。萎缩性胃炎区域，胃镜显示黏膜恢复正常纹理，活检未见肠上皮化生。”

杨平没有表现的很兴奋：“我们需要确认这种消退是否持久，会不会反弹。”

消退的腺瘤组织，在治疗前都采集了活检样本。团队回顾性分析了这些样本的单细胞数据，发现那些最终消退的腺瘤，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的细胞在治疗前就表现出更高的“身份状态可塑性”——tIm表达谱的波动性更大，细胞命运相关基因的表观遗传修饰更“开放”。

“就像一群迷茫的人，更容易接受新的指引，”唐顺分析，“而那些没有消退的腺瘤，细胞身份状态更‘僵化’，可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异常稳态，需要更强的调节信号或更长的时间。”

“所以调节治疗存在一个机会窗，”宋子墨总结，“在系统尚未完全固化在错误状态时干预，效果最好，越早干预，所需力度越小，成功率越高。”

艾琳娜的案例阶段报告发表在《医学》上。二十四小时内下载量突破五万次，引发全球医学界地震。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亲自致电杨平，他要为杨平的论文发一篇社论。社论的标题是：《医学模式的变化：从对抗到调节》。

文中写道：“艾琳娜·沃尔科娃的案例，可能标志着我们对待遗传性癌症高风险人群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过去，我们只能提供监测和预防性切除手术，一种基于恐惧的、破坏性的对抗策略。而现在，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通过精密的系统调节，恢复机体自身的秩序维持能力，这不仅可以治疗疾病，还可以预防疾病。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医学模式的进步。”

但质疑声随之而来，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一位着名的统计流行病学家：“单案例报告，无论多么精彩，都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可能是自然消退，可能是安慰剂效应。我们需要随机对照试验，需要至少一百例患者，五年随访，才能下结论。”

面对质疑，杨平不为所动，他有条不紊地按自己的计划前进。

“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招募更多林奇综合征携带者，随机分组，对照比